重识“寻根文学”:原貌、追述与个案
寻找文学之“根”,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一场影响极大的文学运动。随着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展开以来,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出现,文学中对伤痕的揭示与对现实、历史政治的反思蔚然成风。同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而得来的一样,寻根文学在此期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在与种种极左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而来的。伤痕文学是第一波文学高潮,对应了反思‘文革和批判现实,但随着压力,紧接着崛起的‘反思文学,转而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产生了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又随着清污运动批判现代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学创作又不得不向民族文化传统转移,于是产生了文化寻根的文学思潮。”陈思和、周明全:《八个会议,一个时代——陈思和口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参与的学术会议》,《大家》2018年第3期。
“寻根”在文学、电影、美术等领域均出现了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代表人物,其中以文学领域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其作者是随着时代的呼唤而产生的。寻根文学的作者群主要是一批知青,他们有能力、有经验写出新的文学作品。加上此前对伤痕文学的投入,已经积累了一些必要的创作经验,所以其后的文学创作路向选择也就成为必然。
寻根文学思潮可谓声势浩大,但对其评价存在很大争议。在诸多赞扬声中,有不同意见的表达,有的甚至还是全面否定,比如,“然而,只要我们稍加深究,就会发现,寻根文学里的所谓‘根,其实是不存在的。以没有真正触到实处的文化想象为‘根,说明‘根其实并不在场。于是,所谓‘文学寻根,即成无根之旅”。吴矛、陈国恩:《寻根文学的寻根之失》,《江汉论坛》2010年第9期。为了应对这样的分歧和不同评价,本文试图通过对寻根文学思潮的梳理、辨析,重新考察和评估寻根文学思潮。
一
首先来看寻根文学的发生,其缘起是存在争议的。一些论者多认可韩少功等人的贡献和作用,指出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的《文学的“根”》为最初的宣言,其后随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人的呼应,才逐渐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是对于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即使是一些参与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事后的追述当中,各人有各人的“起源说”。比如许子东认为,“寻根”的概念是因为韩少功在1985年第4期《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而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但‘寻根的作品却至少可以上溯到1983年《钟山》第四期上的贾平凹的《商州初录》”。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另一参与者季红真则是这样看的,“‘寻根文学的序曲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如1980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引起了轰动;1982年,《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创作谈《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年,“贾平凹发表了《卧虎说》,表达了对茂陵霍去病墓前卧虎石雕的激赏,借此宣告自己的艺术理想:其一是对汉唐恢宏文化精神的推崇,其二是对古典美学风范的感悟:‘重精神,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从此确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季红真:《寻根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与多重意义——三十年历程的回望与随想》,《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其次,寻根文学实质是写“文化”,这一点已然成为学界共识。鲁枢元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以我的理解,‘寻根文学是以文学创作探寻文学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久久失去的‘文化之根。”鲁枢元:《从“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略谈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这一说法中,寻根文学的“寻根”是以包含了诸种“文化之根”为前提的,更多地将寻根文学看作先发的泛文化思潮。
第三,寻根文学突破到了文学之外,其“寻根”包括了历史寻根、思想寻根和哲学寻根,以及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寻根。寻根文学作者在创作当时处在一种对知识极度的需求当中,对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也极力探究,同时激发了对历史的兴趣,比如韩少功对“楚文化”过往的追问,李杭育对“吴越文化”的探寻,贾平凹对“商州”地域文化的书写,等等,无不是对所处地域历史底蕴的探测和把握,也是极力要凸显出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还有像韩少功等人宣言中的思辨色彩,是继五四以来启蒙理性在当代的又一次发扬,是对自我的又一次发现与确证,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把握社会和文化中更深层次的知识与内涵,也试图进行总体性的概括与总结,这就是寻根文学需求哲学的根本动因。同时,寻根文学试图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现代性的发展之中寻求多样的价值理念,确保本民族不后于人,因而对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被纳入寻根文学作者的理论表述中。这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特有的对宏大问题的追问,这一宏大叙事代表了许多作家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也给予他们以信心。
也因此,虽然关于寻根文学的一些理论表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逐渐碎片化,但是在21世纪以来人们的事后追述和确认中,还是留下了可触可及的原貌事实。寻根文学的缘起和发生学意义也就凸现出来:虽然寻根文学的“热闹”只有短短的三五年时间,但是它首先改变了文坛创作中的揭批和政治化表述的局面,将作家和读者的视角均进行了扭转,所以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对于80年代末以及随后的90年代,它又绽放出了绚丽的花朵,在和当时朦胧诗、现代主义或者先锋派等创作的争锋中毫不逊色,特别是从形式上来看,“经过寻根文学的艺术转化,再经过先锋文学的艺术张扬,中國当代文学终于迎来了现代化的热潮”。熊修雨:《从“寻根”到“先锋”:中国当代文学观察》,第11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
二
思想解放运动解决了一些政治问题,同时也拉开了新时期现代性变革的大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封闭的体制受到了冲击,内部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出现发展多元主义的趋势,面对传统的态度也在迅速发生改变,民族的或种族化的问题正在获得广泛的关注,“现代”的一面获得强化(其中对于西方影响极力渴求),这些方面均与寻根文学建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也正是寻根文学与时代和环境的紧密联系,寻根文学也就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深刻的思想价值。
正如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的焦虑心态一样,新时期知识分子也急迫地希望借助外来文化改造自身文化传统。但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中国社会也不免感到压迫,即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根文学的提出显然是对一种文化背景的回应——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強大声势。许多人察觉到,文学的描述话语仿佛正在纳入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形式、结构、主题到个性、典型、意识形态,众多来自西方的概念术语业已完成不动声色的合围。中国古代批评家所说的‘风骨在哪里?‘滋味和‘意境在哪里?‘以禅喻诗又在哪里?——‘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韩少功的后续追问成为理所当然的一句。”南帆:《“寻根文学”的理论后缀》,《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这些现象也使知识分子产生相当的紧迫感。
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
新时期文学场的形成以及文学自主性的要求,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与分化而来的。今天来看,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中国的整体发展也纳入到了世界体系,中国也因此处在一种现代性的变动当中。这要联系中国一百多年的社会变革来看。中国由封闭到打开国门,到再封闭,再到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迈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发展常态就是社会分工更明确,现代性的分化由此而产生。对于各个领域而言都要求着发展,文学场域也就从政治场和经济场中分化出来,并开始自己制定规则或者说制定自己的规则。寻根文学恰逢其时。对于许多人说到的“杭州会议”,有人认为:“联系当时的背景,这个时候‘清污运动已经平息,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潮和西方现代派文艺又开始在创作中慢慢复活,不过毕竟有了顾忌,活跃的现代主义因素需要寻找一件新外套来包装;同时,也确实,知青作家经过了四五年的成长,在文学潮流里开始崭露头角,要寻找更加能够表现自己特点的艺术道路。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第一批自觉艺术实践的青年作家。”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当时出现了贾平凹的笔记体作品《商州初录》(《钟山》1983年第5期),接着李杭育发表了“葛川江系列小说”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小说月报》1983年第6期),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阿城发表了《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郑万隆正在陆续创作一组取名为“异乡异闻”的系列小说,等等。而这些都和主流小说的审美趣味大不一样了。
在世界文化和文学及其格局下考察寻根文学(比如从西方文学背景及资源、自我与他者、民族性与普遍性问题、“原始主义”问题等角度),其诞生是一次提前突破,也可以说是中国优越的预演。一般认为,拉美文学爆炸和美国南方文学的兴盛是催生中国寻根文学的外在因素,实际上还有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给中国文学,特别是寻根文学造成的冲击。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出现了多元主义潮流,确立本土立场和民族价值观。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民族本位立场是在现代性发展中多样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在西方后殖民观念下的自我突破。前者是世界普遍性的回缩,后者是民族个体性的前压,均指向冲破文化格局的努力,前者的效果已经显而易见,后者的效果已经消融在当前消费社会的文化混杂之中了。
三
我们可以从韩少功的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来进行个案分析。一般认为,韩少功首先是一位关注自我身份与自我存在价值的作家,其关注点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他也关注民族的生存与自身文化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焦虑。
在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宣言中,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在韩少功看来,贾平凹、李杭育、乌热尔图等人“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这段话从宏大历史观、审美价值和文学恒定价值各方面对“寻根”的动机、目的等给予了说明。
更进一步地,韩少功进行了事后追述。韩少功后来解说寻根文学时有这样几个角度:首先是对于寻根作家的知青经验的观察。在他看来,“寻根”并不完全是对知青经验的重新叙述。比如汪曾祺是赞成“寻根”的,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寻根”作家,但他与知青经验毫无关系。还有一些知青作家比如北岛、史铁生等,通常也不被人们划入“寻根”之列。所以“寻根”与知青之间没有固定联系。“‘寻根也不是当时所有文学问题的全部,只是当时作家们讨论的诸多问题之一,其要点是在政治视角之外再展开一个文化视角,在西方文化坐标之外再设置一个本土文化坐标。很明显,做这件事的不光是几个知青作家。”③④韩少功、李建立:《文学史中的“寻根”》,《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对于《爸爸爸》这样的作品,韩少功说出了创作的动因:“要我开出一个《爸爸爸》的产品配方,我也会感到为难。因为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动用了自己对政治的感受,也动用了自己对文化和历史的感受,而且这些感受在多大程度上能传达到读者那里,我并不知道,毫无把握。这个作品里当然有尖锐的批判,但也有同情甚至赞美。对美丽自然、质朴民风、顽强的生命力,包括老人们在危机时舍己为人的自杀等等,我都是心存感动的。各种复杂甚至自我对抗的心绪扭结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③这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单纯地回归传统或者是否定传统,赞美传统或者是批判传统,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多面。
其次,韩少功对寻根文学作家们遭受到的极大压力也有追怀与辨析,对此韩少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有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寻根”就是回到封建主义落后文化,主张“根”只能在延安;而另一种来自右派的批评,他们认为“寻根”是守旧和排外,是抗拒欧美的进步文化。这两者不管立场如何不同,但相同的是,要与五千年传统文化“决裂”。韩少功说:“‘大破四旧的革命化主张与‘全盘西化的启蒙式主张,在这一点上结成同盟,至少是形成了一种临时配合。其实这两种立场都体现了急切的现代化冲动,都有强烈的西化色彩,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代表着从法国到俄国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后者向往的是欧美现代资本主义模式。”
④
第三是关于寻根作家大都有过下乡插队的经历,在韩少功看来,这是优势和特点。那些顶着“寻根”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不管事实上是否符合这一标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交通不便与资讯闭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
⑥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这些知青作家面对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巨大反差,产生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感受力逐渐丰富,遇到了合适的观念的引导,不免一吐为快,“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⑥
韩少功《女女女》写于1986年1月,小说主要通过一个幺姑的生与死,写出了家族、亲情、人性,生与死的反差使得人心得以展露,人在俗世不得不经历的一切,和随之而来的痛苦,在他人的苦难昭示下,也有了往前赶的人生动力。幺姑的干女儿老黑这一人物具有城市化的形态,过于玩世不恭,在追求所谓自由时带上了痞气。她对幺姑的不耐烦和决绝,以及在幺姑死后请高僧和道士作法,又显出这个新派人物的可笑,韩少功对此多少有些嘲弄的意味。与之相比,韩少功对幺姑的细致刻画表明了他的价值观念,苦难的背景能够带给人力量,在时代的急剧变革时期也不会变乱心神,旧(传统)的东西具有价值,新(现代)的东西也并不可靠。
而在稍早一些的《爸爸爸》中,韩少功在现时代讲远古的故事,如祭神问事、乡民械斗、山歌传说、迁地远徙等。小说主要人物丙崽的“不死”正预示了鸡头寨人不变的命运:蒙昧、无知、迷信,容易陷入命运无法把握的迷茫,但是也有血性,有担当,在继承先祖时能延续根脉,民族的生存也就带有了隐喻——血的、残酷的争斗和极端的忍耐力造成了人的汰洗,活着和死去的意义分明,死去比活着更具有民族大义。小说写于1985年1月,和《女女女》写作相差一年时间,一篇写种族命运,一篇写个人生死。前者是大叙事,构建存亡之事;后者是小叙事,更接近人的生活。前者有神秘而玄幻、使人不能自拔的历史感;后者更有一种深入现实而又深受现实激励和激荡的超越和带出感。前者有着一致性;后者是写长篇小说和理论文章议论的话题。
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不断与世界和自身进行对话的状态中,其中充斥着怀疑和裂变,以及关于自我的重生。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寻根文学是与现代主义、“文化热”等现象同时出现的,一些作家在创作寻根文学的同时,也还在进行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创作。作为一种笼统、模糊、暧昧的文化趋向,要将寻根文学从其中清理出来是困难的。但寻根文学确实又有一些具体可见的特征,就像我们前面分析指出的,都是“寻根”异于他者的突出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相互颉颃、对立和融合。对于80年代中国文坛的看法,韩少功认为:“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分裂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韩少功:《杭州会议前后》,《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在80年代出现的寻根文学虽然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延续和影响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在“后寻根”时代,早期寻根文学的一些特点潜藏下来,并对中国文学发生影响,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这些作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陈思和的看法:“(寻根文学的一些作品)淡化了当时的主旋律——如文学作品要表现现实政治斗争、批判‘文革批判‘四人帮,歌颂和推动改革开放,歌颂农村的新经济政策,揭露社会现实的各种矛盾等等,更加强化了文化、怀旧、传统等元素,从文化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进行批判,或者未必是批判,更多的是超越现实层面。”陈思和、周明全:《八个会议,一个时代——陈思和口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参与的学术会议》,《大家》2018年第3期。在韩少功的《女女女》中,有这样的描述,正是新时代的“天问”:“在你们的歌声中,有大地震晃,山岩崩塌,远古突然逼至眼前。地震啦——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苦蕨似的传说遍布整个世界,惊醒每一个时间黑洞之梦,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清秀斑驳的宫廷,我究竟在哪里?远古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临盆惨叫,使炎黄之血浸入墙基和暗无天日的煤层,浸入阴谋般纠结撕咬并嗡嗡而来的象形文字,你将向哪里去?”韩少功:《女女女》,《爸爸爸》,第208-20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同样在这篇小說的结尾部分,一种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书写了辉煌的理想化场景:“一栋栋大楼正待竣工,好像要从脚手架和安全网的蛹壳中挣脱出来,伸展美丽的翅膀腾飞而去。一座大桥仍然紧张地拉开弓弦,使我驶向桥顶蓝天时不无担心,担心顷刻间弦响弓颤,大桥会把我弹入太空。万吨万吨的金光,此时正从太阳那一孔捅开的炉门中涌出来,咣当咣当地浇泼给城市。”
①
但是,无论是屈原式的“天问”,还是向着理想未来飞奔,都无法超脱既有生活的时代环境,寻根文学并没有脱离“政治—历史框架”,“它与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寻根文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摆脱政治制约的政治诉求。当那些寻根作家大谈‘文化制约着人类的时候,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自言自语,这里有着突破传统的文化秩序、有目的地挑战意识形态权威的意图”。
②
那么,寻根文学有何文学遗产、缺憾和启示?上面提到的这些“超越现实层面”与“挑战意识形态权威”也就构成了寻根文学的遗产,也体现出了它一定的缺憾。对既往文学的变革不会因为寻根文学陷入低潮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寻根文学一定意义上的对抗意识而获得对文学价值认知的改变,因为这就是文学的使命。同样,寻根文学的艺术化追求,特别是形式变革,也留给中国文学许多有益启示。在一种根须庞大的生存环境下,如何改变生长的方式方法,如何发生变异或者裂变,寻根文学的发生、发展、高潮,甚至结局,都提供了必要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寻根文学在表达一种“向外看的全球化视野”时,也传达出了自身的活力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尽管其中有值得辨析的成分,比如如何发扬传统文化根性及其纯正性,如何把握外在压力下的自我新生,等等,都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虽然这不是本文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也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途之中,“寻根”不会中断,只要多样化还是发展的正当要求,中国在发展之中对自身固有传统的发扬就不会停止。但是“寻根”的另一面,即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会持续下去,多样现代性的发展模式会促使文化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文明正是在交流碰撞融合之中走向未来。
【作者简介】管兴平,文学博士,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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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在文学、电影、美术等领域均出现了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代表人物,其中以文学领域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其作者是随着时代的呼唤而产生的。寻根文学的作者群主要是一批知青,他们有能力、有经验写出新的文学作品。加上此前对伤痕文学的投入,已经积累了一些必要的创作经验,所以其后的文学创作路向选择也就成为必然。
寻根文学思潮可谓声势浩大,但对其评价存在很大争议。在诸多赞扬声中,有不同意见的表达,有的甚至还是全面否定,比如,“然而,只要我们稍加深究,就会发现,寻根文学里的所谓‘根,其实是不存在的。以没有真正触到实处的文化想象为‘根,说明‘根其实并不在场。于是,所谓‘文学寻根,即成无根之旅”。吴矛、陈国恩:《寻根文学的寻根之失》,《江汉论坛》2010年第9期。为了应对这样的分歧和不同评价,本文试图通过对寻根文学思潮的梳理、辨析,重新考察和评估寻根文学思潮。
一
首先来看寻根文学的发生,其缘起是存在争议的。一些论者多认可韩少功等人的贡献和作用,指出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的《文学的“根”》为最初的宣言,其后随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人的呼应,才逐渐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是对于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即使是一些参与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事后的追述当中,各人有各人的“起源说”。比如许子东认为,“寻根”的概念是因为韩少功在1985年第4期《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而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但‘寻根的作品却至少可以上溯到1983年《钟山》第四期上的贾平凹的《商州初录》”。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另一参与者季红真则是这样看的,“‘寻根文学的序曲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如1980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引起了轰动;1982年,《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创作谈《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年,“贾平凹发表了《卧虎说》,表达了对茂陵霍去病墓前卧虎石雕的激赏,借此宣告自己的艺术理想:其一是对汉唐恢宏文化精神的推崇,其二是对古典美学风范的感悟:‘重精神,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从此确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季红真:《寻根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与多重意义——三十年历程的回望与随想》,《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其次,寻根文学实质是写“文化”,这一点已然成为学界共识。鲁枢元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以我的理解,‘寻根文学是以文学创作探寻文学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久久失去的‘文化之根。”鲁枢元:《从“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略谈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这一说法中,寻根文学的“寻根”是以包含了诸种“文化之根”为前提的,更多地将寻根文学看作先发的泛文化思潮。
第三,寻根文学突破到了文学之外,其“寻根”包括了历史寻根、思想寻根和哲学寻根,以及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寻根。寻根文学作者在创作当时处在一种对知识极度的需求当中,对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也极力探究,同时激发了对历史的兴趣,比如韩少功对“楚文化”过往的追问,李杭育对“吴越文化”的探寻,贾平凹对“商州”地域文化的书写,等等,无不是对所处地域历史底蕴的探测和把握,也是极力要凸显出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还有像韩少功等人宣言中的思辨色彩,是继五四以来启蒙理性在当代的又一次发扬,是对自我的又一次发现与确证,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把握社会和文化中更深层次的知识与内涵,也试图进行总体性的概括与总结,这就是寻根文学需求哲学的根本动因。同时,寻根文学试图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现代性的发展之中寻求多样的价值理念,确保本民族不后于人,因而对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被纳入寻根文学作者的理论表述中。这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特有的对宏大问题的追问,这一宏大叙事代表了许多作家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也给予他们以信心。
也因此,虽然关于寻根文学的一些理论表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逐渐碎片化,但是在21世纪以来人们的事后追述和确认中,还是留下了可触可及的原貌事实。寻根文学的缘起和发生学意义也就凸现出来:虽然寻根文学的“热闹”只有短短的三五年时间,但是它首先改变了文坛创作中的揭批和政治化表述的局面,将作家和读者的视角均进行了扭转,所以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对于80年代末以及随后的90年代,它又绽放出了绚丽的花朵,在和当时朦胧诗、现代主义或者先锋派等创作的争锋中毫不逊色,特别是从形式上来看,“经过寻根文学的艺术转化,再经过先锋文学的艺术张扬,中國当代文学终于迎来了现代化的热潮”。熊修雨:《从“寻根”到“先锋”:中国当代文学观察》,第11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
二
思想解放运动解决了一些政治问题,同时也拉开了新时期现代性变革的大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封闭的体制受到了冲击,内部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出现发展多元主义的趋势,面对传统的态度也在迅速发生改变,民族的或种族化的问题正在获得广泛的关注,“现代”的一面获得强化(其中对于西方影响极力渴求),这些方面均与寻根文学建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也正是寻根文学与时代和环境的紧密联系,寻根文学也就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深刻的思想价值。
正如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的焦虑心态一样,新时期知识分子也急迫地希望借助外来文化改造自身文化传统。但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中国社会也不免感到压迫,即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根文学的提出显然是对一种文化背景的回应——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強大声势。许多人察觉到,文学的描述话语仿佛正在纳入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形式、结构、主题到个性、典型、意识形态,众多来自西方的概念术语业已完成不动声色的合围。中国古代批评家所说的‘风骨在哪里?‘滋味和‘意境在哪里?‘以禅喻诗又在哪里?——‘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韩少功的后续追问成为理所当然的一句。”南帆:《“寻根文学”的理论后缀》,《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这些现象也使知识分子产生相当的紧迫感。
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
新时期文学场的形成以及文学自主性的要求,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与分化而来的。今天来看,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中国的整体发展也纳入到了世界体系,中国也因此处在一种现代性的变动当中。这要联系中国一百多年的社会变革来看。中国由封闭到打开国门,到再封闭,再到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迈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发展常态就是社会分工更明确,现代性的分化由此而产生。对于各个领域而言都要求着发展,文学场域也就从政治场和经济场中分化出来,并开始自己制定规则或者说制定自己的规则。寻根文学恰逢其时。对于许多人说到的“杭州会议”,有人认为:“联系当时的背景,这个时候‘清污运动已经平息,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潮和西方现代派文艺又开始在创作中慢慢复活,不过毕竟有了顾忌,活跃的现代主义因素需要寻找一件新外套来包装;同时,也确实,知青作家经过了四五年的成长,在文学潮流里开始崭露头角,要寻找更加能够表现自己特点的艺术道路。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第一批自觉艺术实践的青年作家。”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当时出现了贾平凹的笔记体作品《商州初录》(《钟山》1983年第5期),接着李杭育发表了“葛川江系列小说”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小说月报》1983年第6期),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阿城发表了《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郑万隆正在陆续创作一组取名为“异乡异闻”的系列小说,等等。而这些都和主流小说的审美趣味大不一样了。
在世界文化和文学及其格局下考察寻根文学(比如从西方文学背景及资源、自我与他者、民族性与普遍性问题、“原始主义”问题等角度),其诞生是一次提前突破,也可以说是中国优越的预演。一般认为,拉美文学爆炸和美国南方文学的兴盛是催生中国寻根文学的外在因素,实际上还有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给中国文学,特别是寻根文学造成的冲击。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出现了多元主义潮流,确立本土立场和民族价值观。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民族本位立场是在现代性发展中多样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在西方后殖民观念下的自我突破。前者是世界普遍性的回缩,后者是民族个体性的前压,均指向冲破文化格局的努力,前者的效果已经显而易见,后者的效果已经消融在当前消费社会的文化混杂之中了。
三
我们可以从韩少功的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来进行个案分析。一般认为,韩少功首先是一位关注自我身份与自我存在价值的作家,其关注点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他也关注民族的生存与自身文化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焦虑。
在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宣言中,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在韩少功看来,贾平凹、李杭育、乌热尔图等人“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这段话从宏大历史观、审美价值和文学恒定价值各方面对“寻根”的动机、目的等给予了说明。
更进一步地,韩少功进行了事后追述。韩少功后来解说寻根文学时有这样几个角度:首先是对于寻根作家的知青经验的观察。在他看来,“寻根”并不完全是对知青经验的重新叙述。比如汪曾祺是赞成“寻根”的,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寻根”作家,但他与知青经验毫无关系。还有一些知青作家比如北岛、史铁生等,通常也不被人们划入“寻根”之列。所以“寻根”与知青之间没有固定联系。“‘寻根也不是当时所有文学问题的全部,只是当时作家们讨论的诸多问题之一,其要点是在政治视角之外再展开一个文化视角,在西方文化坐标之外再设置一个本土文化坐标。很明显,做这件事的不光是几个知青作家。”③④韩少功、李建立:《文学史中的“寻根”》,《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对于《爸爸爸》这样的作品,韩少功说出了创作的动因:“要我开出一个《爸爸爸》的产品配方,我也会感到为难。因为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动用了自己对政治的感受,也动用了自己对文化和历史的感受,而且这些感受在多大程度上能传达到读者那里,我并不知道,毫无把握。这个作品里当然有尖锐的批判,但也有同情甚至赞美。对美丽自然、质朴民风、顽强的生命力,包括老人们在危机时舍己为人的自杀等等,我都是心存感动的。各种复杂甚至自我对抗的心绪扭结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③这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单纯地回归传统或者是否定传统,赞美传统或者是批判传统,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多面。
其次,韩少功对寻根文学作家们遭受到的极大压力也有追怀与辨析,对此韩少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有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寻根”就是回到封建主义落后文化,主张“根”只能在延安;而另一种来自右派的批评,他们认为“寻根”是守旧和排外,是抗拒欧美的进步文化。这两者不管立场如何不同,但相同的是,要与五千年传统文化“决裂”。韩少功说:“‘大破四旧的革命化主张与‘全盘西化的启蒙式主张,在这一点上结成同盟,至少是形成了一种临时配合。其实这两种立场都体现了急切的现代化冲动,都有强烈的西化色彩,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代表着从法国到俄国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后者向往的是欧美现代资本主义模式。”
④
第三是关于寻根作家大都有过下乡插队的经历,在韩少功看来,这是优势和特点。那些顶着“寻根”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不管事实上是否符合这一标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交通不便与资讯闭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
⑥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这些知青作家面对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巨大反差,产生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感受力逐渐丰富,遇到了合适的观念的引导,不免一吐为快,“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⑥
韩少功《女女女》写于1986年1月,小说主要通过一个幺姑的生与死,写出了家族、亲情、人性,生与死的反差使得人心得以展露,人在俗世不得不经历的一切,和随之而来的痛苦,在他人的苦难昭示下,也有了往前赶的人生动力。幺姑的干女儿老黑这一人物具有城市化的形态,过于玩世不恭,在追求所谓自由时带上了痞气。她对幺姑的不耐烦和决绝,以及在幺姑死后请高僧和道士作法,又显出这个新派人物的可笑,韩少功对此多少有些嘲弄的意味。与之相比,韩少功对幺姑的细致刻画表明了他的价值观念,苦难的背景能够带给人力量,在时代的急剧变革时期也不会变乱心神,旧(传统)的东西具有价值,新(现代)的东西也并不可靠。
而在稍早一些的《爸爸爸》中,韩少功在现时代讲远古的故事,如祭神问事、乡民械斗、山歌传说、迁地远徙等。小说主要人物丙崽的“不死”正预示了鸡头寨人不变的命运:蒙昧、无知、迷信,容易陷入命运无法把握的迷茫,但是也有血性,有担当,在继承先祖时能延续根脉,民族的生存也就带有了隐喻——血的、残酷的争斗和极端的忍耐力造成了人的汰洗,活着和死去的意义分明,死去比活着更具有民族大义。小说写于1985年1月,和《女女女》写作相差一年时间,一篇写种族命运,一篇写个人生死。前者是大叙事,构建存亡之事;后者是小叙事,更接近人的生活。前者有神秘而玄幻、使人不能自拔的历史感;后者更有一种深入现实而又深受现实激励和激荡的超越和带出感。前者有着一致性;后者是写长篇小说和理论文章议论的话题。
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不断与世界和自身进行对话的状态中,其中充斥着怀疑和裂变,以及关于自我的重生。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寻根文学是与现代主义、“文化热”等现象同时出现的,一些作家在创作寻根文学的同时,也还在进行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创作。作为一种笼统、模糊、暧昧的文化趋向,要将寻根文学从其中清理出来是困难的。但寻根文学确实又有一些具体可见的特征,就像我们前面分析指出的,都是“寻根”异于他者的突出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相互颉颃、对立和融合。对于80年代中国文坛的看法,韩少功认为:“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分裂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韩少功:《杭州会议前后》,《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在80年代出现的寻根文学虽然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延续和影响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在“后寻根”时代,早期寻根文学的一些特点潜藏下来,并对中国文学发生影响,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这些作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陈思和的看法:“(寻根文学的一些作品)淡化了当时的主旋律——如文学作品要表现现实政治斗争、批判‘文革批判‘四人帮,歌颂和推动改革开放,歌颂农村的新经济政策,揭露社会现实的各种矛盾等等,更加强化了文化、怀旧、传统等元素,从文化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进行批判,或者未必是批判,更多的是超越现实层面。”陈思和、周明全:《八个会议,一个时代——陈思和口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参与的学术会议》,《大家》2018年第3期。在韩少功的《女女女》中,有这样的描述,正是新时代的“天问”:“在你们的歌声中,有大地震晃,山岩崩塌,远古突然逼至眼前。地震啦——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苦蕨似的传说遍布整个世界,惊醒每一个时间黑洞之梦,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清秀斑驳的宫廷,我究竟在哪里?远古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临盆惨叫,使炎黄之血浸入墙基和暗无天日的煤层,浸入阴谋般纠结撕咬并嗡嗡而来的象形文字,你将向哪里去?”韩少功:《女女女》,《爸爸爸》,第208-20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同样在这篇小說的结尾部分,一种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书写了辉煌的理想化场景:“一栋栋大楼正待竣工,好像要从脚手架和安全网的蛹壳中挣脱出来,伸展美丽的翅膀腾飞而去。一座大桥仍然紧张地拉开弓弦,使我驶向桥顶蓝天时不无担心,担心顷刻间弦响弓颤,大桥会把我弹入太空。万吨万吨的金光,此时正从太阳那一孔捅开的炉门中涌出来,咣当咣当地浇泼给城市。”
①
但是,无论是屈原式的“天问”,还是向着理想未来飞奔,都无法超脱既有生活的时代环境,寻根文学并没有脱离“政治—历史框架”,“它与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寻根文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摆脱政治制约的政治诉求。当那些寻根作家大谈‘文化制约着人类的时候,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自言自语,这里有着突破传统的文化秩序、有目的地挑战意识形态权威的意图”。
②
那么,寻根文学有何文学遗产、缺憾和启示?上面提到的这些“超越现实层面”与“挑战意识形态权威”也就构成了寻根文学的遗产,也体现出了它一定的缺憾。对既往文学的变革不会因为寻根文学陷入低潮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寻根文学一定意义上的对抗意识而获得对文学价值认知的改变,因为这就是文学的使命。同样,寻根文学的艺术化追求,特别是形式变革,也留给中国文学许多有益启示。在一种根须庞大的生存环境下,如何改变生长的方式方法,如何发生变异或者裂变,寻根文学的发生、发展、高潮,甚至结局,都提供了必要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寻根文学在表达一种“向外看的全球化视野”时,也传达出了自身的活力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尽管其中有值得辨析的成分,比如如何发扬传统文化根性及其纯正性,如何把握外在压力下的自我新生,等等,都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虽然这不是本文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也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途之中,“寻根”不会中断,只要多样化还是发展的正当要求,中国在发展之中对自身固有传统的发扬就不会停止。但是“寻根”的另一面,即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会持续下去,多样现代性的发展模式会促使文化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文明正是在交流碰撞融合之中走向未来。
【作者简介】管兴平,文学博士,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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