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二十三章 状元必出寒门
崇政殿内,王安石,陈升之在堂。
如今曾公亮仍在称疾,陈升之在官家‘数请’下勉为其难回朝主持朝政。
陈升之读卷言后道:“陛下,考官吕惠卿列阿谀时政者在高等,讦直者居下。而这刘攽主文,却将攻讦朝廷的列举首位,将赞同新法视为谄媚,列为下等。”
“同一张卷子一个可入一等,一个却排为末等,臣实在不解!”
不仅陈升之不解,官家也是不解,同一个考生的卷子,但在两位考官眼底却是两等评判标准。
就好比一个考官给作文评了满分,一个给了零分一样。
怎么彼之蜜糖,成了吾之毒药?
章越,苏轼,李大临身为详定官都表示这个卷子分数没办法给。若是两张卷子初考官,覆考官议得都是二等,详定官就采取和两位考官的一致意见。
若是一个二等三等,三名详定官商议后,在二等三等之间二取其一。
但一个一等,一个五等(末等),你让详定官怎么评?取个二点五等?
所以这等次没法给!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等局面?
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吗?
如今朝堂就似这张卷子般,左右两等力量在相互拉扯着,新与旧两派大臣互斗,一不小心就会撕裂作两半。
从这卷子上可见一斑。
苏轼进言道:“陛下试士,将求朴直之人授官治理天下,而这等阿谀顺旨之人,居然率据上第,臣实为悲之。”
吕惠卿斥道:“可刘攽所取的卷子竟处处抨击朝政以为能事,这般卷子又如何当得第一?臣观策中选用易句‘革而当其悔,乃亡’又是何意?”
苏轼看了吕惠卿一眼,也不与他争辩拿出早已草好的奏章道:“陛下,此疏是臣在御试所草肺腑之言,字字是学,恳请陛下明鉴。”
说完苏轼向官家叩拜。
官家见苏轼说得郑重其事,当下拿了苏轼的奏疏看来,原来都是批评之殿试题目之词。
相比起来刘攽所举的头名卷的批评连苏轼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官家知苏轼是一片忠言,但仍是气得堵在了胸口。
官家将卷子递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苏轼的卷子气都不打一处来。
王安石当即道:“苏轼上疏不过所论不能得逞之故,卷中之言如此,臣请黜之。”
陈升之道:“苏轼所言不过异论尔,无可罪者。”
王安石道:“如苏轼者,不使之困之则不知悔改,还望陛下体察。”
官家好生为难,同时对苏轼的批评也有几分生气道:“此事以后再议,这状元卷如何定?”
苏轼道:“臣以为此卷不可为头名!”
这时李大临亦出班道:“臣附议!”
详定官中的苏轼,李大临都出班了,但章越却没有挪步。
此刻章越不由难过,他是苏轼好友,李大临是自己老师,三人这几日在详定所里每日谈论文史,聊得不亦乐乎。
可是这般好的交情,同时身为详定官本该共同进退,但面对这样的场合,章越却不能支持苏轼,李大临。
这一张卷子撕裂的何尝是整个朝堂,同时也撕裂着章越的友情师生情。
眼见章越没有出列,那么罢此赞成新法的头名卷,在三名详定官中自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要是三人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哪怕官家,王安石再强硬都没有办法更改决定,除非他们将苏轼,章越三人一并罢免。
但详定官是官家拟定的,如此有自己打自己脸的嫌疑。
只要章越一人不同意,则代表还有转机。
王安石,吕惠卿看得分明心道,平日章越与苏轼交情很好,但在这时却很是清醒。
官家问道:“依章卿之见当如何?”
章越道:“臣以为当拆名后决。”
陈升之,王安石都表示赞同。
于是内宦上前拆卷。
但见吕惠卿所举的支持新法的头名卷乃叶祖洽所作,刘攽所举反对新法的头名卷乃上官均所作。
“皆是邵武军人士,福建路端是出人才!”官家颇为高兴。
闻此陈升之,章越,吕惠卿三人都称谢。
王安石道:“臣记得福建路出了好几科的省元,状元了。看来这一次又要将状元,榜眼收录囊中。这叶祖洽,上官均皆是何出身?”
内宦禀道:“上官均乃通判上官凝之子,而这叶祖洽倒是寒门出身。”
说到这里,已不用争了。
状元必出自寒门,这是宋仁宗时定下的规矩。
官家当堂钦点叶祖洽为状元,到了这一刻章越仍觉得有些对不起苏轼,李大临,却见吕惠卿朝自己点点头,投之一个善意的笑容。
之后章越与苏轼,李大临详议名次,最后定榜。
章越看榜单第五名是陆佃,至于蔡卞也有上榜。与历史上不同的是,本该中进士的蔡卞的兄弟蔡京在三司条例司工作,此时派至京东路督察青苗,但同样得到了王安石和吕惠卿的赏识。
之后司马光三疏给王安石,写了几千个字,但王安石简单地回了三百个字。
此疏之后,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正式绝交。
吕公着一直抨击青苗法,一日官家对王安石说:“吕公着对朕言朝廷对韩琦太薄,韩琦将从地方兴兵清君侧!(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
因为此事吕公着罢去了御史中丞。后来官家,王安石才得知吕公着没有说过这句话,而是孙觉说的,结果官家给记错了。
此事致王安石与吕公着断交。
参政赵忭反对青苗法也是被罢,王安石举韩绛为参政,取代而之。
韩绛为参政后,官家要他保举人才,韩绛保举第一个人便是章越。
随即官家下旨,任章越为同修起居注。
吕公着,赵忭先后罢去,庙堂上的撕裂也越变越大,之后一件事将撕裂加剧至最大!
这件事由一条简单的敕命而起,这日中书门下一名小吏手持一张词头前往舍人院。
舍人院这一日当值乃右谏议大夫宋敏求,宋敏求是老制诰了,在治平元年便已是修起居注,知制诰了。
中书门下的小吏递给宋敏求的词头。
这词头是中书令舍人院的制诰撰拟诏敕的摘要。
宋敏求看去但见词头就一行小字上书‘前秀州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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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曾公亮仍在称疾,陈升之在官家‘数请’下勉为其难回朝主持朝政。
陈升之读卷言后道:“陛下,考官吕惠卿列阿谀时政者在高等,讦直者居下。而这刘攽主文,却将攻讦朝廷的列举首位,将赞同新法视为谄媚,列为下等。”
“同一张卷子一个可入一等,一个却排为末等,臣实在不解!”
不仅陈升之不解,官家也是不解,同一个考生的卷子,但在两位考官眼底却是两等评判标准。
就好比一个考官给作文评了满分,一个给了零分一样。
怎么彼之蜜糖,成了吾之毒药?
章越,苏轼,李大临身为详定官都表示这个卷子分数没办法给。若是两张卷子初考官,覆考官议得都是二等,详定官就采取和两位考官的一致意见。
若是一个二等三等,三名详定官商议后,在二等三等之间二取其一。
但一个一等,一个五等(末等),你让详定官怎么评?取个二点五等?
所以这等次没法给!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等局面?
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吗?
如今朝堂就似这张卷子般,左右两等力量在相互拉扯着,新与旧两派大臣互斗,一不小心就会撕裂作两半。
从这卷子上可见一斑。
苏轼进言道:“陛下试士,将求朴直之人授官治理天下,而这等阿谀顺旨之人,居然率据上第,臣实为悲之。”
吕惠卿斥道:“可刘攽所取的卷子竟处处抨击朝政以为能事,这般卷子又如何当得第一?臣观策中选用易句‘革而当其悔,乃亡’又是何意?”
苏轼看了吕惠卿一眼,也不与他争辩拿出早已草好的奏章道:“陛下,此疏是臣在御试所草肺腑之言,字字是学,恳请陛下明鉴。”
说完苏轼向官家叩拜。
官家见苏轼说得郑重其事,当下拿了苏轼的奏疏看来,原来都是批评之殿试题目之词。
相比起来刘攽所举的头名卷的批评连苏轼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官家知苏轼是一片忠言,但仍是气得堵在了胸口。
官家将卷子递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苏轼的卷子气都不打一处来。
王安石当即道:“苏轼上疏不过所论不能得逞之故,卷中之言如此,臣请黜之。”
陈升之道:“苏轼所言不过异论尔,无可罪者。”
王安石道:“如苏轼者,不使之困之则不知悔改,还望陛下体察。”
官家好生为难,同时对苏轼的批评也有几分生气道:“此事以后再议,这状元卷如何定?”
苏轼道:“臣以为此卷不可为头名!”
这时李大临亦出班道:“臣附议!”
详定官中的苏轼,李大临都出班了,但章越却没有挪步。
此刻章越不由难过,他是苏轼好友,李大临是自己老师,三人这几日在详定所里每日谈论文史,聊得不亦乐乎。
可是这般好的交情,同时身为详定官本该共同进退,但面对这样的场合,章越却不能支持苏轼,李大临。
这一张卷子撕裂的何尝是整个朝堂,同时也撕裂着章越的友情师生情。
眼见章越没有出列,那么罢此赞成新法的头名卷,在三名详定官中自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要是三人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哪怕官家,王安石再强硬都没有办法更改决定,除非他们将苏轼,章越三人一并罢免。
但详定官是官家拟定的,如此有自己打自己脸的嫌疑。
只要章越一人不同意,则代表还有转机。
王安石,吕惠卿看得分明心道,平日章越与苏轼交情很好,但在这时却很是清醒。
官家问道:“依章卿之见当如何?”
章越道:“臣以为当拆名后决。”
陈升之,王安石都表示赞同。
于是内宦上前拆卷。
但见吕惠卿所举的支持新法的头名卷乃叶祖洽所作,刘攽所举反对新法的头名卷乃上官均所作。
“皆是邵武军人士,福建路端是出人才!”官家颇为高兴。
闻此陈升之,章越,吕惠卿三人都称谢。
王安石道:“臣记得福建路出了好几科的省元,状元了。看来这一次又要将状元,榜眼收录囊中。这叶祖洽,上官均皆是何出身?”
内宦禀道:“上官均乃通判上官凝之子,而这叶祖洽倒是寒门出身。”
说到这里,已不用争了。
状元必出自寒门,这是宋仁宗时定下的规矩。
官家当堂钦点叶祖洽为状元,到了这一刻章越仍觉得有些对不起苏轼,李大临,却见吕惠卿朝自己点点头,投之一个善意的笑容。
之后章越与苏轼,李大临详议名次,最后定榜。
章越看榜单第五名是陆佃,至于蔡卞也有上榜。与历史上不同的是,本该中进士的蔡卞的兄弟蔡京在三司条例司工作,此时派至京东路督察青苗,但同样得到了王安石和吕惠卿的赏识。
之后司马光三疏给王安石,写了几千个字,但王安石简单地回了三百个字。
此疏之后,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正式绝交。
吕公着一直抨击青苗法,一日官家对王安石说:“吕公着对朕言朝廷对韩琦太薄,韩琦将从地方兴兵清君侧!(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
因为此事吕公着罢去了御史中丞。后来官家,王安石才得知吕公着没有说过这句话,而是孙觉说的,结果官家给记错了。
此事致王安石与吕公着断交。
参政赵忭反对青苗法也是被罢,王安石举韩绛为参政,取代而之。
韩绛为参政后,官家要他保举人才,韩绛保举第一个人便是章越。
随即官家下旨,任章越为同修起居注。
吕公着,赵忭先后罢去,庙堂上的撕裂也越变越大,之后一件事将撕裂加剧至最大!
这件事由一条简单的敕命而起,这日中书门下一名小吏手持一张词头前往舍人院。
舍人院这一日当值乃右谏议大夫宋敏求,宋敏求是老制诰了,在治平元年便已是修起居注,知制诰了。
中书门下的小吏递给宋敏求的词头。
这词头是中书令舍人院的制诰撰拟诏敕的摘要。
宋敏求看去但见词头就一行小字上书‘前秀州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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