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钱,钱,还是为了钱
海贸很赚钱,海贸非常赚钱。
我赚翻了,上回运到天津的倭铜,我让人用灰吹法处理之后,不仅得到了许多上好的红铜,还精练出许多白银。
光是贩卖这些白银,就收回了船运的成本价,剩下的铜则被我运到宫中,然后从户部近年新设立的宝泉局调了几个钱范,在宫中的铁匠铺里私铸钱币。
近年新发行的崇祯通宝做工上乘,钱范的制造成本也很高,每个铸钱算上买铜的成本,实际上朝廷是亏本的,赛里斯的铜价格很高,大猪蹄子咬着牙签了铸造新币的诏书,毕竟朝廷铸币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考虑到政治影响。
新朝新气象,自然要用新的钱币,在罗马的新皇帝上位之后,也是要发行新币的,只不过赛里斯人的钱币上要打孔,不能把皇帝的画像放上去,大猪蹄子脸皮这么厚,若是用他的脸做钱币正面,怕是打不穿钱眼,兴许能缀在盔甲上辟矢。
嗯?今天的花生不错,哪儿买的?
难得他有这份心,居然弄来了这么好的花生,看来还是有良心的嘛,知道我给他处理这档子破事有多辛苦。
吃你几个花生最多就几吊钱,但我把这些便宜的倭铜铸成崇祯通宝,获利少说也在三万两以上,虽说都是零钱,拿来买大宗货物很是麻烦,怕是要吃店家的白眼,不过我可以拿这些钱来发官员的工资嘛。
在京官员的工资,照例都是内帑出的,赛里斯帝国的通货历来都是以军饷、俸禄的形式流入市场的。
原本亏钱的铸币,因为有了便宜的铜,反而获利颇丰,可见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都是在教条的照搬旧例,铸币体制僵化,或者情况更糟,有人在中饱私囊。不过铸币本来就有几百双眼睛盯着,反而不容易被人捞钱,所有账目都反复核对,库房日日查验,应该没人敢动这儿的钱。
在京城里受贿容易,但贪污就难了,巡城御史们可都等着借道友的人头来升官呢。
刘之纶也在偷偷铸私钱,他当我不知道,不过全天下有点追求的人都在铸私钱,他好歹用料还算足,铸的不是劣币,我也没管,几个藩王那就过分了,铸的劣币丢地上会摔碎,不知道里面的铜有没有一成。
我的父亲,曾经教育过我,钱币并不是财富,钱币的购买力才是财富,可惜世界上许多人都没认清这一事实。
物价和货币都只是表象,唯有看清价值的本质,才能在商业和贸易上无往不利。
“大猪蹄子,见信如唔,今天我铸了七万多吊大钱,你分一部分进内帑的银窖,剩下的当成今年的京官俸禄,按一贯兑一两,一半银一半铜钱的比例发给官员吧。”
“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教你货币经济学。”
按照父亲的观点,征收田税可以向农民收取钱币以代替农产品,这样是可以的,但税收的额度不能是定额,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黄金与白银的价格会慢慢下降。
为什么?
你傻啊,赛里斯就那么多地,每年就产那么多粮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京畿之地,每年有一万顷地,能产一千万石粮食,但市面上拢共有一千万两银子,这时候一石粮食便对应一两银子对吧?
兴许粮食会贵些,或者便宜些,不过我这儿就打个比方,就假定一两银子一石粮。
那天启元年,市面上大约是一千万石,到了崇祯元年,依然大致是一千万石,开垦田地是极少的,土地不会凭空变出来,而且开垦的土地都是好种的地,往后每亩新田,都会越来越难开垦。
但银子可不是,每年都会从矿山里被开采出来,比方说每年多开采十万两银子,那一百年下来,就能多上一千万两。
届时市面上就是一千万石的粮食,和两千万两银子了,这便是米贵银贱的缘故,除非突然多出一大片农田,不然粮食价格只会升,不会降。你以白银作为税收基准,那一百年后,收上来的白银虽然额度与一百年前一样,却只能买到原先一半的粮食。
赛里斯的银矿本就不多,若是闭关锁国,倒也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据我所知,朝廷虽然只在闽浙设有几个海港,从事少量海贸,可每年走私的贸易却有数百万两之巨,你见识过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贸易额度,这不过是新罗马盛世时的百之一二,每年也有近万杜卡特关税。
如此也不过是一城之地,以赛里斯的富庶,我看每年至少有五六百万杜卡特的白银流入国内,根据我的统计,除了少量的欧洲商品以及在东方廉价的胡椒,赛里斯根本不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运来的货物,那些拉丁人只能用白银来购买赛里斯的茶叶,瓷器和丝绸。
欧洲的拉丁蛮子吹捧赛里斯瓷器的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哪来这么多白银的,兴许是在印地与波斯做生意赚的钱,但每年几百万两白银涌入国内市场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赛里斯现在市面上的白银存量有多少?有一亿吨吗?
这么多白银进入,肯定会导致物价越来越高,这是大势所趋,和灾荒、歉收和叛乱没有关系,就算是太平盛世也会导致百货腾贵,除非设法吸纳一部分白银,让它们从市面上消失。
粮食价格上升,就会导致政府官员和士兵原有的工资不足以购买生活所需物资,官员会腐败,士兵战斗力会下降,而朝廷的税收因为是定额,又无法增加行政开支和军费。
如果不做出改革,那按照你们的说法,就要迎来一次王朝更迭了。
至于土地兼并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逮着大地主收税可比一个个去催家徒四壁的贫农方便多了。
只要税收官足够称职,不管乡里是一家一姓的大族,还是巨商豪门,总能榨出税金的,按我们的风俗,税收官下乡时,是要带上骑马的武装随从的。
当然如果户籍制度足够成熟,只要把以前的张居正改革继续实行即可,发串票下去,让每家每户按照串票上的额度交钱,串票在县城存档,所征皆有额度,也不怕吏胥随意加派。
理所当然,串票、一条鞭法这样的好政策,在边陲省份被百般推诿,很难推动,只能以水磨工夫慢慢推进,看来每月开往台湾的船得多设几班才能震慑各县的县令。
毕自严的弟弟是我从辽东捞回北京的,我是他毕家的恩人,所以在事后,这位户部尚书开始和我推心置腹,户部算是被我掌控了。
这两年税收虽然较之以往征收更难,除了正在闹叛乱、闹灾荒的几个省,其他各省都还算及时,唯有浙江每年都会欠上一笔钱。他们年年都欠,实在被催的急了,就再交一部分,经年累月下来,拖欠了很大一笔税款,然后就等着朝廷有朝一日给免了。
江南是富庶之地,要说交不出税,那简直是笑话,陕西旱灾闹成这样,那些酷吏也能用号枷和板子从农民手里榨出那么多税,怎么浙江就拖欠得这么多呢?
撤换当地官员也没用,整个浙江官场都是铁板一块,不是同乡,就是同年,浙党可不是什么小党派,本事大着呢,我最多撤换掉布政使和浙江巡抚,或是撤掉杭州府、宁波府的知州,或者让三五个知县卷铺盖走人,但终究无法整治病根。
按浙江巡抚的说法,是洋面上两个海寇争夺地盘,一个叫李芝奇,一个叫郑芝龙,两者都是大海寇,手上都有上万的人马,几百条船。为了防备这些海寇相斗波及,截留了部分税金整顿海防,招募士兵,所以才只能拖欠朝廷的税收。
妈的,洋面上出现这种巨寇,本来就是你们这帮沿海省份的官员失职,要是你们把欠的税都交上来,都够我打造一支庞大的舰队,把那劳什子郑芝龙弄死十回了!
现在的浙江巡抚叫张延登,他把责任全推卸到了海寇上,毕竟海寇这玩意就和天灾一样,是不可抗拒因素,除非朝廷出兵把海寇剿灭了,不然这些税就只能截留。
对此我还不能反对,不然我就成了只顾敛财,不顾浙江百姓死活的暴君,还得下旨安抚。
话可是你说的,只要我灭了海寇,你就得把税收都补齐。
一年拖欠八万两,这么下去可不是事啊,本来我觉得海寇毕竟在海上,船坚炮利又上不了岸,现在要操心的事情这么多,暂时先放一放也不碍事,可一旦把损失量化成钱,我就肉疼。
这八万两还只是修筑城寨,编练浙江水师各营的费用,还没算上被海寇劫掠的损失,更没计算通商损失。
本来我想找个机会全面开海,可是海面上如果有大股的海寇,开海就等于给他们送去源源不断的货物和钱财,为了遏制这帮强盗,不仅不能开海,反而要实施海禁,断绝海寇的人员、物资。
可是我的大舰队还在船坞造着呢,造完还要训练,没有两年功夫,根本不能形成战斗力,被我委派去管新编水师的朱可贞,现在还在天津天天看海,因为并没有大船可以调给他,天津卫根本就没几条闲置的大船调给他。
武状元又如何,武人在赛里斯并没什么地位,所以天津卫的指挥使就给了他一条苍山铁。
苍山铁就是那种最小的桨帆船,在君堡的澡盆舰队里也只能充作渔船和侦察船。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气得我连夜寄了一把尚方剑和四个锦衣卫过去,重申了一遍此人是朝廷心腹,才弄来了两条沙船,又调拨了几百个天津卫的水兵给他,让他轮番训练。
朱可贞又向我抱怨,沙船船身漏水,水兵瘦弱不堪,老幼各半。
所以我把天津卫指挥使一撸到底,让随行的锦衣卫直接去抄家。
都说朱可贞是朝廷心腹了,你这人什么态度嘛,是不是要诛你九族你才听得懂?
天津毕竟在北京边上,我动手也方便,锦衣卫又精通抄家,一查不得了,这天津三卫的指挥使各个富得流油,我派出的锦衣卫乃是老手,立马上报说有大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天津卫和天津左右卫的指挥使都给拿了,然后招来缇骑,开始按程序抄家。
之前做对日外贸的时候,和我合伙的几个商人为了在天津顺利出海,可没少给这几个指挥使塞好处,我也被迫交了一些首饰古玩,就当时买路钱,如今正好照着当初的礼单按图索骥。
还哭呢?还皇上饶命呢?
当初问夷事局讨要好处时,你们可不是这般嘴脸,所以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原先看在海贸还算赚钱的份上,我还打算留着你们,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谁不知道老娘护短?连我的海军提督都敢欺负!
都去台湾给我戍守海疆吧,混账玩意。
抄家的财物也不必送来京中了,变现之后全拿去整顿海军吧,君堡的澡盆舰队早已沦为欧洲的笑料,我可不想让赛里斯也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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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赚翻了,上回运到天津的倭铜,我让人用灰吹法处理之后,不仅得到了许多上好的红铜,还精练出许多白银。
光是贩卖这些白银,就收回了船运的成本价,剩下的铜则被我运到宫中,然后从户部近年新设立的宝泉局调了几个钱范,在宫中的铁匠铺里私铸钱币。
近年新发行的崇祯通宝做工上乘,钱范的制造成本也很高,每个铸钱算上买铜的成本,实际上朝廷是亏本的,赛里斯的铜价格很高,大猪蹄子咬着牙签了铸造新币的诏书,毕竟朝廷铸币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考虑到政治影响。
新朝新气象,自然要用新的钱币,在罗马的新皇帝上位之后,也是要发行新币的,只不过赛里斯人的钱币上要打孔,不能把皇帝的画像放上去,大猪蹄子脸皮这么厚,若是用他的脸做钱币正面,怕是打不穿钱眼,兴许能缀在盔甲上辟矢。
嗯?今天的花生不错,哪儿买的?
难得他有这份心,居然弄来了这么好的花生,看来还是有良心的嘛,知道我给他处理这档子破事有多辛苦。
吃你几个花生最多就几吊钱,但我把这些便宜的倭铜铸成崇祯通宝,获利少说也在三万两以上,虽说都是零钱,拿来买大宗货物很是麻烦,怕是要吃店家的白眼,不过我可以拿这些钱来发官员的工资嘛。
在京官员的工资,照例都是内帑出的,赛里斯帝国的通货历来都是以军饷、俸禄的形式流入市场的。
原本亏钱的铸币,因为有了便宜的铜,反而获利颇丰,可见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都是在教条的照搬旧例,铸币体制僵化,或者情况更糟,有人在中饱私囊。不过铸币本来就有几百双眼睛盯着,反而不容易被人捞钱,所有账目都反复核对,库房日日查验,应该没人敢动这儿的钱。
在京城里受贿容易,但贪污就难了,巡城御史们可都等着借道友的人头来升官呢。
刘之纶也在偷偷铸私钱,他当我不知道,不过全天下有点追求的人都在铸私钱,他好歹用料还算足,铸的不是劣币,我也没管,几个藩王那就过分了,铸的劣币丢地上会摔碎,不知道里面的铜有没有一成。
我的父亲,曾经教育过我,钱币并不是财富,钱币的购买力才是财富,可惜世界上许多人都没认清这一事实。
物价和货币都只是表象,唯有看清价值的本质,才能在商业和贸易上无往不利。
“大猪蹄子,见信如唔,今天我铸了七万多吊大钱,你分一部分进内帑的银窖,剩下的当成今年的京官俸禄,按一贯兑一两,一半银一半铜钱的比例发给官员吧。”
“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教你货币经济学。”
按照父亲的观点,征收田税可以向农民收取钱币以代替农产品,这样是可以的,但税收的额度不能是定额,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黄金与白银的价格会慢慢下降。
为什么?
你傻啊,赛里斯就那么多地,每年就产那么多粮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京畿之地,每年有一万顷地,能产一千万石粮食,但市面上拢共有一千万两银子,这时候一石粮食便对应一两银子对吧?
兴许粮食会贵些,或者便宜些,不过我这儿就打个比方,就假定一两银子一石粮。
那天启元年,市面上大约是一千万石,到了崇祯元年,依然大致是一千万石,开垦田地是极少的,土地不会凭空变出来,而且开垦的土地都是好种的地,往后每亩新田,都会越来越难开垦。
但银子可不是,每年都会从矿山里被开采出来,比方说每年多开采十万两银子,那一百年下来,就能多上一千万两。
届时市面上就是一千万石的粮食,和两千万两银子了,这便是米贵银贱的缘故,除非突然多出一大片农田,不然粮食价格只会升,不会降。你以白银作为税收基准,那一百年后,收上来的白银虽然额度与一百年前一样,却只能买到原先一半的粮食。
赛里斯的银矿本就不多,若是闭关锁国,倒也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据我所知,朝廷虽然只在闽浙设有几个海港,从事少量海贸,可每年走私的贸易却有数百万两之巨,你见识过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贸易额度,这不过是新罗马盛世时的百之一二,每年也有近万杜卡特关税。
如此也不过是一城之地,以赛里斯的富庶,我看每年至少有五六百万杜卡特的白银流入国内,根据我的统计,除了少量的欧洲商品以及在东方廉价的胡椒,赛里斯根本不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运来的货物,那些拉丁人只能用白银来购买赛里斯的茶叶,瓷器和丝绸。
欧洲的拉丁蛮子吹捧赛里斯瓷器的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哪来这么多白银的,兴许是在印地与波斯做生意赚的钱,但每年几百万两白银涌入国内市场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赛里斯现在市面上的白银存量有多少?有一亿吨吗?
这么多白银进入,肯定会导致物价越来越高,这是大势所趋,和灾荒、歉收和叛乱没有关系,就算是太平盛世也会导致百货腾贵,除非设法吸纳一部分白银,让它们从市面上消失。
粮食价格上升,就会导致政府官员和士兵原有的工资不足以购买生活所需物资,官员会腐败,士兵战斗力会下降,而朝廷的税收因为是定额,又无法增加行政开支和军费。
如果不做出改革,那按照你们的说法,就要迎来一次王朝更迭了。
至于土地兼并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逮着大地主收税可比一个个去催家徒四壁的贫农方便多了。
只要税收官足够称职,不管乡里是一家一姓的大族,还是巨商豪门,总能榨出税金的,按我们的风俗,税收官下乡时,是要带上骑马的武装随从的。
当然如果户籍制度足够成熟,只要把以前的张居正改革继续实行即可,发串票下去,让每家每户按照串票上的额度交钱,串票在县城存档,所征皆有额度,也不怕吏胥随意加派。
理所当然,串票、一条鞭法这样的好政策,在边陲省份被百般推诿,很难推动,只能以水磨工夫慢慢推进,看来每月开往台湾的船得多设几班才能震慑各县的县令。
毕自严的弟弟是我从辽东捞回北京的,我是他毕家的恩人,所以在事后,这位户部尚书开始和我推心置腹,户部算是被我掌控了。
这两年税收虽然较之以往征收更难,除了正在闹叛乱、闹灾荒的几个省,其他各省都还算及时,唯有浙江每年都会欠上一笔钱。他们年年都欠,实在被催的急了,就再交一部分,经年累月下来,拖欠了很大一笔税款,然后就等着朝廷有朝一日给免了。
江南是富庶之地,要说交不出税,那简直是笑话,陕西旱灾闹成这样,那些酷吏也能用号枷和板子从农民手里榨出那么多税,怎么浙江就拖欠得这么多呢?
撤换当地官员也没用,整个浙江官场都是铁板一块,不是同乡,就是同年,浙党可不是什么小党派,本事大着呢,我最多撤换掉布政使和浙江巡抚,或是撤掉杭州府、宁波府的知州,或者让三五个知县卷铺盖走人,但终究无法整治病根。
按浙江巡抚的说法,是洋面上两个海寇争夺地盘,一个叫李芝奇,一个叫郑芝龙,两者都是大海寇,手上都有上万的人马,几百条船。为了防备这些海寇相斗波及,截留了部分税金整顿海防,招募士兵,所以才只能拖欠朝廷的税收。
妈的,洋面上出现这种巨寇,本来就是你们这帮沿海省份的官员失职,要是你们把欠的税都交上来,都够我打造一支庞大的舰队,把那劳什子郑芝龙弄死十回了!
现在的浙江巡抚叫张延登,他把责任全推卸到了海寇上,毕竟海寇这玩意就和天灾一样,是不可抗拒因素,除非朝廷出兵把海寇剿灭了,不然这些税就只能截留。
对此我还不能反对,不然我就成了只顾敛财,不顾浙江百姓死活的暴君,还得下旨安抚。
话可是你说的,只要我灭了海寇,你就得把税收都补齐。
一年拖欠八万两,这么下去可不是事啊,本来我觉得海寇毕竟在海上,船坚炮利又上不了岸,现在要操心的事情这么多,暂时先放一放也不碍事,可一旦把损失量化成钱,我就肉疼。
这八万两还只是修筑城寨,编练浙江水师各营的费用,还没算上被海寇劫掠的损失,更没计算通商损失。
本来我想找个机会全面开海,可是海面上如果有大股的海寇,开海就等于给他们送去源源不断的货物和钱财,为了遏制这帮强盗,不仅不能开海,反而要实施海禁,断绝海寇的人员、物资。
可是我的大舰队还在船坞造着呢,造完还要训练,没有两年功夫,根本不能形成战斗力,被我委派去管新编水师的朱可贞,现在还在天津天天看海,因为并没有大船可以调给他,天津卫根本就没几条闲置的大船调给他。
武状元又如何,武人在赛里斯并没什么地位,所以天津卫的指挥使就给了他一条苍山铁。
苍山铁就是那种最小的桨帆船,在君堡的澡盆舰队里也只能充作渔船和侦察船。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气得我连夜寄了一把尚方剑和四个锦衣卫过去,重申了一遍此人是朝廷心腹,才弄来了两条沙船,又调拨了几百个天津卫的水兵给他,让他轮番训练。
朱可贞又向我抱怨,沙船船身漏水,水兵瘦弱不堪,老幼各半。
所以我把天津卫指挥使一撸到底,让随行的锦衣卫直接去抄家。
都说朱可贞是朝廷心腹了,你这人什么态度嘛,是不是要诛你九族你才听得懂?
天津毕竟在北京边上,我动手也方便,锦衣卫又精通抄家,一查不得了,这天津三卫的指挥使各个富得流油,我派出的锦衣卫乃是老手,立马上报说有大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天津卫和天津左右卫的指挥使都给拿了,然后招来缇骑,开始按程序抄家。
之前做对日外贸的时候,和我合伙的几个商人为了在天津顺利出海,可没少给这几个指挥使塞好处,我也被迫交了一些首饰古玩,就当时买路钱,如今正好照着当初的礼单按图索骥。
还哭呢?还皇上饶命呢?
当初问夷事局讨要好处时,你们可不是这般嘴脸,所以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原先看在海贸还算赚钱的份上,我还打算留着你们,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谁不知道老娘护短?连我的海军提督都敢欺负!
都去台湾给我戍守海疆吧,混账玩意。
抄家的财物也不必送来京中了,变现之后全拿去整顿海军吧,君堡的澡盆舰队早已沦为欧洲的笑料,我可不想让赛里斯也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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