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塞丽莎想过富足的生活
北安门外的钟楼传来悠远的钟声,听着钟鼓合鸣的节奏,现在应当是卯时一刻。
赛里斯人用阶梯水漏记录时间,并用正午的阳光校准时间。
这和罗马别无二致。
唯一的区别在于,尽管计时对于君堡和北京都很重要,但君堡政府并没有钱来维护精密的计时工具,现在主要靠日晷计时,晚上就早点睡,而赛里斯人居然到有钱请专人打更!
赛里斯人还有一种靠流沙驱动齿轮的时钟,不过这种钟比雇佣人照管水钟要贵得多,所以用得并不多,只是在宫中用作玩物。
我从床上爬起来,天还有些冷,不过这位皇帝的身体壮的像头牛,些许寒气根本不放在眼里。
按照惯例,我前往御书房处理政务,顺带用早膳。
书房的火炉子上,照理烧着泡茶用的热水,编写内起居注的小宦官战战兢兢的向我稽首行礼,垂眉顺目,手里还捧着一本笔记。
他一边念一边记录到:“三月十四,帝起于卯时,饮豆汁半碗,粥两碗,肉馅馒首十个,油条二十根。”
是谁人买的胶圈豆汁!想谋朝篡位吗!
我用热毛巾擦了擦嘴,挥手命人撤走碗筷,也把记笔记的小宦官撤走,张意和李顺分别带来了东厂、锦衣卫和夷事局的消息,便告退离去。
东厂和夷事局近来搜集的资料、经营的事情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尽管表面上越来越势弱,实际上大部都已经转入地下。
哪有骑着高头大马,携着华服宝刀去搞情报工作的?搞情报,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讲究低调。
东厂和锦衣卫是旧机构,冗员严重,人浮于事,我命人几次清理整顿也不见起色,倒是夷事局另起炉灶,又以内帑拨款用作资费,做事倒是雷厉风行,如臂指使。
这也是因为夷事局主要对外,不受各个机构掣肘,人员又多启用于宫中和民间,还从锦衣卫中调拨了不少中下层精兵强将,每月还要拨出帑金十万两,比锦衣卫和南京锦衣卫加起来都要多。
不过舍得花银子下功夫,带来的好处也是惊人的。
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设法往建州中枢埋钉子,几月下来,总算有几个探子潜伏进了后金占据的沈阳,都是和建虏有着血仇的辽东人。此外也有几个前往建州做走私生意的小商人被买通,在当地购置房产,用作据点。
我要间谍调查的情报不仅包括军队的调动,也包括后金的物价。军队离开城市之后,就很难被潜伏在城市里的间谍追踪,但物价高低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了的。
黄太吉不论想对哪里用兵,都要事先筹措粮草,哪怕想因粮于敌,也要凑齐开拨的口粮。几万大军人吃马嚼一天,就要几百石粮食,一个月就要上万石,筹措粮草又需要时间,都会导致粮价发生波动。
现在后金的粮食已经涨到十五两一石,尽管奴儿哈赤和黄太吉近年来劫掠所得颇多,但关外终究是苦寒之地,亩产赶不上关内,银子抢的再多,粮食产出不够,依旧是白搭。
银子多有什么用,银子能当谷子吃?
国家的财富体现在器用二字,朝廷铸钱不过是方便工匠农民交换各自的“器用”,而白银铜钱本身一文不值。坐拥金山银山,若没有商人来卖你“器用”,依然得饿死。
后金银子多,谷子少,自然就有不少商人铤而走险,在关内二两一石买了粮食,走私到关外去,立刻就能卖六七倍。这是杀头的买卖,但能赚大钱,故而屡禁不绝。何况所谓商人不过是个代理,朝廷重兵封锁长城九边,哪个商人还敢带粮出关做生意?
还不是几位总兵、参将在偷偷倒卖关宁的军粮。
关宁军号称二十万,但东厂密报,各个军镇探听得到的数字,加拢了也只有八九万,朝廷却是照着二十万人的规格发的粮饷。
多出来的粮食又不可能运回关内卖,朝鲜这种穷国又没钱买粮食,粮食堆在仓里会放坏,那自然就只有一个去处了。
我很想替崇祯皇帝清理门户,把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都砍了,但是真把他们砍了,又找不出人来守卫关宁防线,说不定他们直接就投贼了。
动不动就投贼,你们是希腊人吗!
我只能写几份不痛不痒的诏书,将关宁各镇痛骂一顿,再催促张凤翼尽快带兵返回北京。
另一方面,来自瀛洲的消息终于漂洋过海,来到了天津,夷事局借用邮驿递铺,三百里加急,连夜交到我手上。
瀛洲的信息只有两条。
一是又募到了一千多号日本浪人和几十个失业的忍者,已经在偷偷寻找下南洋的朱印船和赛里斯商人的走私船,近日就会前来天津。
二是我筹划许久的瀛洲经商计划,终于有了眉目,派往瀛洲的几个探子已经在九州购置了一座商馆,装作坐地经商的赛里斯商人。
日本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幕府发放朱印状的船只才允许经商。
但是,唯独赛里斯的船只除外。
因为,赛里斯明朝,乃是日本的宗主国,日本不敢违逆我赛里斯天朝的雷霆雨露。
哈哈,你不信?
我也不信。
其实是因为日本很多必需品都严重依赖赛里斯的商人,赛里斯的海禁政策严格执行的时候,为了抢夺必需品,他们不惜下海为寇,侵袭赛里斯沿海。
反而是欧洲商人千里迢迢而来,船上也没带什么倭人所需的必需品,天主教教士又趁机传教,让民众变的桀骜不驯,只知天主而不知皇帝。
换我我也锁国。
这次,日本的探子已经替我打探到了当地的物价,我发现清单上日本的红铜特别便宜,而且当地工匠稀少,铸造的钱币不足,甚至还在用赛里斯的钱币,永乐通宝在当地有着很可观的购买力。
换句话说,如果我从日本购买铜料,在赛里斯铸造成钱币,再用这些钱币去购买铜料,再运回赛里斯铸造成钱币,再去……
略略算了算多出来的利润,让我不禁津液四溢。
我还听夷事局的人说,国内走私日本红铜的商人,还会从红铜中提炼白银,哪怕只算白银,都能赚回行商的成本开销。
不过经商这种事嘛,赛里斯的官僚很是忌讳,我也不知道为啥,官员一听到皇帝要做生意,就急得像踩了尾巴的狗,狂吠不止。
后来我才发现,我改漕运,叫得最响的狗入股了运河上的南北货生意,我整顿盐政,叫得最响的狗家里是盐商,我清厘茶庄,叫得最响的狗做茶叶生意。
所以我暗示想派遣商船,前往日本经商,又有一帮狗在朝堂上狺狺狂吠。
爱卿,与民争利这个借口虽然好使,但是这回我和倭寇争利,也算与民争利?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让东厂倒一次手,以某位王爷的身份,分解成好几笔生意,分别找了不同的海上,充作白手套。他们带着从赛里斯收购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前往日本,再过不久,就会带着我所需的红铜返航。
丝绸瓷器的离岸价格和日本到岸价格都有据可查,红铜的价格也是如此,虽然说好了利润要二八分账,但若是这几个商人胆敢在账目上玩花招……
今年又该给龙王爷朝贡啦。
其实最好还是由国家派遣商队,只是兹事体大,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做。这种事情对大臣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国家打量收购本地货物,运往日本发卖,再收购日本货物运回赛里斯,会导致价格大幅变动,严重影响到这些大臣自家的海上生意,就算他们知道要怎么做,也绝不会告诉我的。
所以我只能让奸商们克扣一部分利润,也授意夷事局自己购置几艘船,除了用于联络外,平时也可以夹带些货物,补贴局中资费。
看完了东厂和夷事局厚厚的一摞汇报,我又把堆积成山的奏疏,从一侧挪到另一侧,并唤来在门口值守的太监将其运走。
接着,我打开了预先拣出的重要奏疏。
“袁崇焕将于近日进京面圣。”
我取下笔,蘸了蘸朱砂,批示道:“朕知道了”
袁崇焕,是哪位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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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里斯人用阶梯水漏记录时间,并用正午的阳光校准时间。
这和罗马别无二致。
唯一的区别在于,尽管计时对于君堡和北京都很重要,但君堡政府并没有钱来维护精密的计时工具,现在主要靠日晷计时,晚上就早点睡,而赛里斯人居然到有钱请专人打更!
赛里斯人还有一种靠流沙驱动齿轮的时钟,不过这种钟比雇佣人照管水钟要贵得多,所以用得并不多,只是在宫中用作玩物。
我从床上爬起来,天还有些冷,不过这位皇帝的身体壮的像头牛,些许寒气根本不放在眼里。
按照惯例,我前往御书房处理政务,顺带用早膳。
书房的火炉子上,照理烧着泡茶用的热水,编写内起居注的小宦官战战兢兢的向我稽首行礼,垂眉顺目,手里还捧着一本笔记。
他一边念一边记录到:“三月十四,帝起于卯时,饮豆汁半碗,粥两碗,肉馅馒首十个,油条二十根。”
是谁人买的胶圈豆汁!想谋朝篡位吗!
我用热毛巾擦了擦嘴,挥手命人撤走碗筷,也把记笔记的小宦官撤走,张意和李顺分别带来了东厂、锦衣卫和夷事局的消息,便告退离去。
东厂和夷事局近来搜集的资料、经营的事情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尽管表面上越来越势弱,实际上大部都已经转入地下。
哪有骑着高头大马,携着华服宝刀去搞情报工作的?搞情报,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讲究低调。
东厂和锦衣卫是旧机构,冗员严重,人浮于事,我命人几次清理整顿也不见起色,倒是夷事局另起炉灶,又以内帑拨款用作资费,做事倒是雷厉风行,如臂指使。
这也是因为夷事局主要对外,不受各个机构掣肘,人员又多启用于宫中和民间,还从锦衣卫中调拨了不少中下层精兵强将,每月还要拨出帑金十万两,比锦衣卫和南京锦衣卫加起来都要多。
不过舍得花银子下功夫,带来的好处也是惊人的。
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设法往建州中枢埋钉子,几月下来,总算有几个探子潜伏进了后金占据的沈阳,都是和建虏有着血仇的辽东人。此外也有几个前往建州做走私生意的小商人被买通,在当地购置房产,用作据点。
我要间谍调查的情报不仅包括军队的调动,也包括后金的物价。军队离开城市之后,就很难被潜伏在城市里的间谍追踪,但物价高低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了的。
黄太吉不论想对哪里用兵,都要事先筹措粮草,哪怕想因粮于敌,也要凑齐开拨的口粮。几万大军人吃马嚼一天,就要几百石粮食,一个月就要上万石,筹措粮草又需要时间,都会导致粮价发生波动。
现在后金的粮食已经涨到十五两一石,尽管奴儿哈赤和黄太吉近年来劫掠所得颇多,但关外终究是苦寒之地,亩产赶不上关内,银子抢的再多,粮食产出不够,依旧是白搭。
银子多有什么用,银子能当谷子吃?
国家的财富体现在器用二字,朝廷铸钱不过是方便工匠农民交换各自的“器用”,而白银铜钱本身一文不值。坐拥金山银山,若没有商人来卖你“器用”,依然得饿死。
后金银子多,谷子少,自然就有不少商人铤而走险,在关内二两一石买了粮食,走私到关外去,立刻就能卖六七倍。这是杀头的买卖,但能赚大钱,故而屡禁不绝。何况所谓商人不过是个代理,朝廷重兵封锁长城九边,哪个商人还敢带粮出关做生意?
还不是几位总兵、参将在偷偷倒卖关宁的军粮。
关宁军号称二十万,但东厂密报,各个军镇探听得到的数字,加拢了也只有八九万,朝廷却是照着二十万人的规格发的粮饷。
多出来的粮食又不可能运回关内卖,朝鲜这种穷国又没钱买粮食,粮食堆在仓里会放坏,那自然就只有一个去处了。
我很想替崇祯皇帝清理门户,把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都砍了,但是真把他们砍了,又找不出人来守卫关宁防线,说不定他们直接就投贼了。
动不动就投贼,你们是希腊人吗!
我只能写几份不痛不痒的诏书,将关宁各镇痛骂一顿,再催促张凤翼尽快带兵返回北京。
另一方面,来自瀛洲的消息终于漂洋过海,来到了天津,夷事局借用邮驿递铺,三百里加急,连夜交到我手上。
瀛洲的信息只有两条。
一是又募到了一千多号日本浪人和几十个失业的忍者,已经在偷偷寻找下南洋的朱印船和赛里斯商人的走私船,近日就会前来天津。
二是我筹划许久的瀛洲经商计划,终于有了眉目,派往瀛洲的几个探子已经在九州购置了一座商馆,装作坐地经商的赛里斯商人。
日本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幕府发放朱印状的船只才允许经商。
但是,唯独赛里斯的船只除外。
因为,赛里斯明朝,乃是日本的宗主国,日本不敢违逆我赛里斯天朝的雷霆雨露。
哈哈,你不信?
我也不信。
其实是因为日本很多必需品都严重依赖赛里斯的商人,赛里斯的海禁政策严格执行的时候,为了抢夺必需品,他们不惜下海为寇,侵袭赛里斯沿海。
反而是欧洲商人千里迢迢而来,船上也没带什么倭人所需的必需品,天主教教士又趁机传教,让民众变的桀骜不驯,只知天主而不知皇帝。
换我我也锁国。
这次,日本的探子已经替我打探到了当地的物价,我发现清单上日本的红铜特别便宜,而且当地工匠稀少,铸造的钱币不足,甚至还在用赛里斯的钱币,永乐通宝在当地有着很可观的购买力。
换句话说,如果我从日本购买铜料,在赛里斯铸造成钱币,再用这些钱币去购买铜料,再运回赛里斯铸造成钱币,再去……
略略算了算多出来的利润,让我不禁津液四溢。
我还听夷事局的人说,国内走私日本红铜的商人,还会从红铜中提炼白银,哪怕只算白银,都能赚回行商的成本开销。
不过经商这种事嘛,赛里斯的官僚很是忌讳,我也不知道为啥,官员一听到皇帝要做生意,就急得像踩了尾巴的狗,狂吠不止。
后来我才发现,我改漕运,叫得最响的狗入股了运河上的南北货生意,我整顿盐政,叫得最响的狗家里是盐商,我清厘茶庄,叫得最响的狗做茶叶生意。
所以我暗示想派遣商船,前往日本经商,又有一帮狗在朝堂上狺狺狂吠。
爱卿,与民争利这个借口虽然好使,但是这回我和倭寇争利,也算与民争利?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让东厂倒一次手,以某位王爷的身份,分解成好几笔生意,分别找了不同的海上,充作白手套。他们带着从赛里斯收购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前往日本,再过不久,就会带着我所需的红铜返航。
丝绸瓷器的离岸价格和日本到岸价格都有据可查,红铜的价格也是如此,虽然说好了利润要二八分账,但若是这几个商人胆敢在账目上玩花招……
今年又该给龙王爷朝贡啦。
其实最好还是由国家派遣商队,只是兹事体大,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做。这种事情对大臣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国家打量收购本地货物,运往日本发卖,再收购日本货物运回赛里斯,会导致价格大幅变动,严重影响到这些大臣自家的海上生意,就算他们知道要怎么做,也绝不会告诉我的。
所以我只能让奸商们克扣一部分利润,也授意夷事局自己购置几艘船,除了用于联络外,平时也可以夹带些货物,补贴局中资费。
看完了东厂和夷事局厚厚的一摞汇报,我又把堆积成山的奏疏,从一侧挪到另一侧,并唤来在门口值守的太监将其运走。
接着,我打开了预先拣出的重要奏疏。
“袁崇焕将于近日进京面圣。”
我取下笔,蘸了蘸朱砂,批示道:“朕知道了”
袁崇焕,是哪位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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