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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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很快就正式进入了工作。
他们做了分工,邓一群随苗得康去这个县最穷的一个乡,沟墩乡。
沟墩乡离邓一群的老家不远。邓一群想起来,他大学时谈过的那个对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沟墩乡的,具体那个地方的村名,叫作“二洼村”。
分工的当天,苗得康就领着邓一群去了。县里的领导提出要用车子送,苗得康却拒绝了。那些人看他一脸严肃,一个个也就不好再坚持。邓一群看在眼里,知道这老头正在犯马列主义严肃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着说,不必麻烦。心里却想:做做样子罢了,过不了几天,肯定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像他这样的干部,一定是做戏的老手了。初来乍到,这样是对的,不要一下来就产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着苗得康来到小车站,自己掏钱买票,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往那个乡里赶。车里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人视而不见。
往乡里的路很不好走,中巴开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着大风大浪的海里行进。俗话说:“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烂成这样,你就能想到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了。邓一群心里说: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会来。但是,既然来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现自己,怎么能赢得政治资本呢?退一万步讲,不论怎么说,他们的待遇肯定比乡里的干部要好,再与农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好歹也只是一年时间,说快也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乍到乡里,还是有种新鲜感、陌生感,还有对贫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子。说是镇子,其实那根本就不像是个镇,只是房子相对集中,有商店、邮所、税务所、派出所、粮站等等而已。也许,在当地人的眼里,它不仅是个镇,而且是个很不错的镇子呢。乡政府有一个小院子,院门外挂着木板牌子,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党委两块牌子,字迹都早已经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个大概。
对他们的到来,乡里已经知道了,并早就着手作了安排。乡里没有招待所,临时把食堂边上的一排房子腾出来,清扫干净,让他们住进去。一人一间,每间十多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齐,看来都是新洗过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脚盆、新毛巾。
邓一群这边和苗得康那边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间里多了一部新电话、一台新彩电和一只半旧的书橱。这就是厅级和处级的不同。邓一群想:走到哪里都会有身份的标志。电话和彩电明显是特意为了苗得康而准备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官?就是因为给你的待遇不一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我要消除这种差别,就要努力向上奋斗,扶贫结束以后要是一切顺利,他就能升到正处。正处是一个台阶。到了正处,未来的位置就是副厅。他还年轻,只要取得了正处,未来的副厅也并不是不可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他到隔壁,看到苗得康组长正在用热水洗脚。苗让他随便坐,他有聊天的欲望。于是,两人聊了一会,这中间邓一群对苗得康说了很多关心敬仰的话。那些话都是邓一群过去在县里一直没机会说的,这时单独的两人相处终于让他逮到了拍马的机会。苗听了好像并不反感,但也没有表现出喜欢。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苗问了邓一群的一些情况,个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这边的情况。邓一群一一向他说了。苗组长一边擦脚一边听,说自己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这样,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作了几十年,才能如今这样。
说到机械厅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龚厅长为首的那一班领导时,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说到刘副厅长时,他微微一笑,说:“刘志新是个机械行家,他能称得上是‘专家’。”
邓一群心里想:看来他对刘副厅长印象不错,就对他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过刘副厅长的照顾和赏识。
苗得康默默,好久,说:“专家当官是最要不得的。”
邓一群感觉他话语里有些叹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刘志新是否适合当官,但肯定比做一个所谓的专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专家过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着说话不知站着人的苦处啊。看到他洗好了脚,邓一群就忙着抢着要去给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轻,连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但邓一群还是把盆抢过来倒了。
凡事一定从小处做起,他在心里说。过去在厅里,有机会单独随龚厅长出差,洗脚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将来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帮苗得康倒完了水后,老苗对他格外亲热。他是内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老苗对他说:我们来了这里,一定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做点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邓一群说: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老苗有点语重心长地说:你年轻呢,这次扶贫对你是个很好的锻炼,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邓一群说: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却对邓一群说:你在这里看看电视吧。我是不怎么看电视的。邓一群赶紧说:不了,我也不怎么爱看。除了有球赛的时候,才看一看。老苗说:有什么球赛,你把它搬过去。邓一群笑笑,说:不用的。
邓一群一脚出了门槛,老苗说:听说乡里还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建议他们不要搞,有什么意义啊?明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邓一群说:当然。
[72]
沟墩乡地处偏僻,镇子边上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干旱的年景,运河浅得看上去像条小河,稍大点的船就能搁浅。发水的年景,这里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乡政府要了两辆自行车,和邓一群各骑一辆,沿着运河边,各个村子跑。
重新回到乡下,邓一群倒还是有种新鲜感,同时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来,全乡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庄的情况,是他们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村民都很穷,在向阳村的一户人家,他们看到,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个半是残废。女人是个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么病,细得像根芦秆,两个孩子都有点傻,最大那个十多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把那个黑黑的小xx巴露在外面,歪着头,斜眼看你,眼睛里白多黑少,瘆得很,而嘴里还不停地往下流着口水。而所谓的那半个,是男主人,神经正常,只是有点耳聋,地里的活还能干。那家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像这样的家庭,也还不算是那种最坏的,更有那精神病什么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残。看了让人心里格外难受。邓一群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农村有这么多的不幸家庭,也许同水土,同这里的医疗条件,同近亲繁殖有关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种穷得非常可怜的,就会从身上掏出点钱来,救济他们。那些人感激得热泪滚滚,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却连感激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给他们钱有什么用。他们是痴呆者。邓一群也跟着给,老苗倒劝他说不必这样,说:你我情况不一样,你要养家的。我是没有负担的。但邓一群还是坚持给,这是一种风度(或者说是一种风格、境界)。
全面调查结束了的那个晚上,邓一群在苗组长的房间里,两人感慨了很久。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恶劣,应该还是能想出脱贫致富的办法的,关键还是县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那些农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们并没有强烈的脱贫的想法,也许这几十年来,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了安于现状的想法,他们不去接触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心理反差。或许,他们对生活可能还有一种满足,有饭吃,也有衣穿,这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还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么他们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所以,一户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他们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
那些村子都还没有通电。通电对他们没有实在的意义。一个村里,往往连一台电视都没有。白天要是农田里有活,他们就会下田;要是没有活就靠在墙边晒太阳,在他们的身边往往还偎着一条狗。不晒太阳,就是在村里闲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里平静得很,间或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碰运气也能看到村民们打架,有夫妻对打,也有家族与家族之间。家族间的争斗还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晚上,村民们早早就会熄灯睡觉。一来省煤油,二来是无聊。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自然是睡不着的,于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样的事情是否会乏味,可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有点乐子的事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的法国梧桐。到处是林立的高楼。这些年来,陵州的变化是很大的,城市在一天天地变高。繁华的城市,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漂亮干净的人们。他们衣着整齐而时髦。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城市的人们是多么干净啊!
城市给他的感觉很好。全然不像在乡下。在那个沟墩乡,除了工作之外,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消遣的地方。很多时候,他或是陪着苗组长,或是一个人在晚饭后,在运河堤上散步。乡下很宁静。太阳把运河的水映得红红的,堤上那些柳树细长的柳枝在风里轻轻地摇摆着。鸭子还在河里觅食。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放着音乐或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街上的一些孩子在快乐地追逐、打闹。一些人在看着他。他能看得出目光里的敬羡。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些年轻的姑娘,其中有的长得很不错,让他小动了一下心思。美的东西总是让人喜欢的,他在心里说。随着太阳的渐渐西沉,他快乐的感觉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黯淡,等到太阳完全落下以后,他就要回到宿舍里去。宿舍里只有一台旧的黑白电视,是书记老焦叫人给他搞来的,但是搞来比没有还难受,因为那仅仅是个摆设,什么频道也看不清。即使如此,他也并不到苗得康那里去看。他不习惯看别人的东西。回到宿舍他就黑了灯睡觉。很多时候睡不着,他就想着自己的过去,想着在城里时候的生活。
到处是灯红酒绿。
回城里是来跑资金的。苗得康让乡里的书记焦作安陪他一起来,去农林厅、水利厅、财政厅要钱。为了节约路费,乡里拉了一车鱼,想到城里的集市上卖掉。车子进入市里,焦作安让邓一群赶紧回家,说有事明天再说。邓一群也就没有客气,直接打了辆车回家。一家人看到他非常高兴。他是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回来的。邓一群那时感觉还是回来好。家里有一种温暖。他看到了儿子,感觉都有点生疏了。儿子看到他,也的确有点怔怔的,好半天才恢复了对他的感觉。肖如玉看到他格外高兴,她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尽管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她对他有不少不满,但由于分别这么长时间,她也的确感到需要他。女人对男人是有依恋的。男人对女人有的却是渴望。这是男女的不同。下乡这么长时间,邓一群过的是一种非常枯燥的生活。
没有女人,没有性。邓一群必须同乡下的那些人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必须的。如果说他还和别的什么女性打过交道的话,那唯一的一位可能就是陈小青了。陈小青还在县委宣传部。作为一个女同志,这些年,她是一事无成。很多女同志都是如此。最大的成就就是生了一个孩子。当然,是女人都会生孩子。所以,这里面没有文化上造成的差别。她是听说他到县里扶贫后主动来找他的。对他的这次回来,陈小青显得非常高兴。她想不到他会这样出息。
他们见面是在一个晚上,在县委招待所里。扶贫小组开过碰头会后。他看到陈小青已经是妇人相了,眼角处有了明显的皱纹。她的脸比过去苍白,身材更瘦了。她是不该这个样子啊。见面的欢快之后,她说话间流露出对现实生活深深的不满。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在宣传部,她仍然是科里的一名普通干部。毫无疑问,她对宣传工作缺乏热情。丈夫对她不好。从她的谈话里,邓一群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个酒鬼。酒鬼也在机关里工作,但对家庭却一点也不上心。他的父亲过去是一位副县长,所以陈小青的父亲就布置了这门亲事。她的丈夫对她态度很粗暴、恶劣,发起脾气来还会动手。她对婚姻,真是失望透了。
她没有从那样的婚姻中受益,相反倒是个牺牲品。邓一群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受益者。事情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人不一样。邓一群巧妙地运用了关系。也许陈小青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官。她从开始只想做一个平常普通的女人,或者是当个贤妻良母,但现实却没有让她如愿。她偏偏遇上了一个恶劣的丈夫。
人生无常。邓一群想。陈小青过去多么骄傲啊。他那时候真的很羡慕她。她的父亲去世了。她没有了台后,失去了靠山。她有个孩子,女孩,五岁了。邓一群很同情她,想想她竟是这样地可怜,但却又感到无法帮助她。她的难处不是他所能解决的。当然,她来找他也并没有想到马上让他办什么事。她只是想对他说一说这些年的生活,并且想听他说话。在她眼里,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是一个成功者。她内心里多少有些敬慕。
邓一群在那个晚上还没等儿子完全睡熟,就迫切地要求和肖如玉做爱。他想坏了。他三下五除二就脱去了衣服,肖如玉也配合地脱去自己的衣服。在陌生而新鲜的感觉中,邓一群再次品味到过去曾有的熟悉。
然后滚到一边,感到有一种满足后的淋漓。
这是一种甜蜜。
邓一群领着乡里的焦作安书记去要钱。
要钱不易。
邓一群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脸难看,事难办”。如果不是自己也是一名省级机关的干部,不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那难度还不知会有多大。邓一群简直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除了自己过去为了自己的工作,他还从来没有为公家的事情如此低下过。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因为他知道,做成了,这将来就是他的成绩。
回到城里的邓一群知道自己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到机关里,把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向领导们做一次汇报。每个厅长那里都跑了一遍,人事处、办公室也少不了。其他处室也都要走一走。他要让大家看到他下去其实是很辛苦的,而工作也绝对非常努力。科技处还是那个样子,但他感觉大家见了面,客套得更加虚假了。这就是离开的坏处。人只要一不经常在一起,就会变得很生分。看来下乡这件事,对他也是有得有失啊。他自觉原来他在机关里,人缘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同时也相信,将来的得,一定要大于失。他在政治上,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什么事情都要讲求回报,下乡当然再明显不过了。这其中的道理,谁都明白。由于他的下乡,机关里那些曾经想下乡的年轻干部,肯定心存忌妒。下乡,就意味着回来被提拔,谁肯放过一个被提拔成正处的机会呢?要知道,在机关里,副处和正处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能成为正处,将来就有希望成为副厅。对一个年轻人,这很重要。为了让他们消除忌妒,他就必须更加小心,千万不要流露一点骄傲的情绪。他这样告诫自己。回来后,能对他们讲的,就是下面工作如何难以开展,生活如何地辛苦。这当然完全是实情,同时他也做了必要的夸大。
在科技处,他能感觉到由于他的不在,事情有了点奇妙的变化。究竟怎样的变化,他也说不清楚。这可能只是他的一种第六感。反正同过去有点不一样。他感觉老潘的势头又有点上来了,而老言身体变得不太好了,不知得了什么病,萎萎的。他想老潘一定在凯觎那个处长的位置。而这个处长的位置,应该是他邓一群的。
他要保证在自己下乡的这一年时间里,老潘得不到那个位置。只有别人得不到,才有可能是自己的。在机关里,这是唯一可能的正处空缺了。
老言明年一定是会退的。
邓一群对那个处长的位置,不无担心。
回到机关里,没有人同他说机关里的情况,这是最不正常的。他需要了解自己不在的日子里,机关的每一点一滴的情况。机关无小事,哪怕一点小事,也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每一点微妙的变化,事实上都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但他们都把他当成了外人。
这种感受很可怕,使他的心里很不愉快。
所以,他在心里渴望早点结束一年的扶贫,迅速回到机关来,重新融入到机关的大熔炉中。机关,让他感觉实在,让他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同时,由于机关里存在着权力,存在着斗争,所以能够激发他的活力。
他把自己的担忧和想法对肖如玉讲了。但是,她不喜欢听他讲那些事。她喜欢的是他男人的本色,她要他首先是个丈夫,是个父亲。而她事实上看到的却是一个努力追求名利的人。他想:在她眼里,我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势利之徒。她一定想不通他怎么会变得这样。不理解,也是正常的。他在心里说。他把她对他的不理解看作是一种女人的狭隘。她怎么可能理解他呢?他们出身不同,境遇不同。她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里,感受到的也许更多的是当官的种种烦恼。她父亲的当官生涯是不成功的。骨子里,尽管她也不排斥做官,但她可能更看重当官的一些乐趣。官阶的大小并不重要。而自己不同,他要把当官作为一个追求,当成实现他人生追求的重要标志。她不知道,当官,对邓一群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有了官,也就有了一切,才能不枉他的努力,才能不枉他那个家庭对他的期待。只有做官,他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5]
农村生活让邓一群深深地体会到城市生活对他的重要,或者说权力的重要。
农民们的日子很艰难。
面对那些缺少文化有些甚至是愚昧的农民,乡里的工作很难做,计划生育、两上交、订报、乡政府办公补贴、公粮征收,等等。有时乡里和农民的矛盾到了严重对立的程度。邓一群不止一次听说,有个村的村民和乡里的干部打架,乡里最后去了派出所和联防队员若干,抓了好多人,关了一个月,矛盾最后还是没有解决。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村民的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不懂法律,也使得乡村干部越发地发挥自由。他们说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规则,有时甚至到了明显违法的程度。邓一群和苗得康在这个乡里的两个月,已经有很多村民找他们来告状。告乡党委书记焦作安和乡长夏广连,以及副乡长郑瑶。苗得康听了直皱眉头,邓一群也感到很揪心。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这样的现实,也是积重难返。
邓一群是清楚农民的。他就是从农村出来的,父母、哥兄姐妹都是农民,他们的浅薄和无知,自己深有体会。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很朴素。农民们只想过好日子。但是好日子的愿望却并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满足。除了能吃饱肚皮外,也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而他们这里依然如故。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倒是城里人生活得越来越好。虽然他们并不了解,城市里的工厂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下岗。
土地的魅力正在农民的眼中失去光彩。
阳光灿烂的日子,邓一群喜欢骑上自行车去各个村里转悠。骑车的时候,他可以忘掉各种不快、各种心理负担。下乡扶贫,让他重新回到了自然。天是那样地纯蓝,和城市的那种灰蒙蒙的天空完全不同。田野上一片葱绿。村道两边有很好的树木。他可以闻到泥土的那种清香。骑累了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和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聊天。那些人看到他很敬畏。他们都知道他是从省城来的大干部。他们一个个衣着破旧(自然干活的时候也不用穿整齐的衣服),上面沾满了泥浆。脸是粗糙的,被风吹日晒呈黑红色,且被刻上一道道劳累的沧桑皱纹。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他们的眼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望。谈到现实生活,他们总是有一种无奈,体现出一种生为农民的悲哀。也许他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的身上,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可以做一个城里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孩子根本就得不到好的教育,那种寄托的希望非常渺茫。
邓一群过去刚到城里的时候,有一阵非常厌恶农民。尽管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但他却并不喜欢他们。他有点瞧不起他们。从心理上,他觉得他们是劣等的。他的兄弟们也是如此。但是他现在知道,他们的状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就像很多年前,他在回乡的路上遇见过去的一个叫高中的同学。他记得那个叫高中的同学过去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但当了农民后身上的那点文化好像就消失掉了,看到他变得非常的委琐。
邓一群看到了一些年龄很大的农民,他们胡子花白,却依然在农田里干活。在城里,这样的年龄已经可以退休了。但他们没有抱怨。他们已经安于天命,对眼下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热爱劳动,也热爱过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邓一群想到父亲在世的时候,为了一寸土地,就可以和邻居大打出手,有时甚至不惜生命。土地不仅仅是粮食的母亲,它更是一种尊严。可现在,他们也不一样了,他们正对土地失去信心。
土地里的粮食是丰收的,但是丰收并没有增收。“多收三五斗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粮食越来越多,国家的仓库都堆满了。经济上到处吃紧,拿不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收购。大量的粮食换不来他们生活日用品和重要生产资料。
老一辈的人不再用古训教育年轻一代了,的确他们再也不能从土地本身看到希望。土地里不能刨出金子了。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很多人成了富余劳力。年轻一代正在变得游手好闲。老实一些的孩子,还在田里帮助父母生产;稍聪明一些的则想办法到城里去打工;聪明而不够本分的,就整天游荡。
邓一群在镇上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晃来晃去。在这个社会,他们是真正的行尸走肉,他们只知道今天,而不知道明天。或者说只有今天对他们才是有意义的,而明天对他们并没有实际意义。这些年轻人一般都只读到初中,有的甚至只是小学。农村的教育水平很有问题。邓一群深有体会,像他这样能够考上大学,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一个佼佼者。有时,他有理由这样自豪。那些年轻人一方面很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一方面又没有文化。在这个小镇上,他们以时髦青年自居。他们穿牛仔裤,烫发,戴太阳镜。他们经常整天泡在一个个体录像厅里,看香港产的武打片或带点色情的言情片。要不,就是到理发店里去泡妞。
那些理发店事实上跟过去刘正红在他老家那个乡里开的理发店一样,在理发的同时还偶尔出卖色情。这些游荡着的青年农民(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农民),每星期都要去一趟县城,捞点什么,维持现有的状况。他们的行为令派出所大伤脑筋,因为就性质来说,相当一部分还不够量刑。
也有出事的。
邓一群在到了沟墩乡的第二个月,县公安局来这里开过一个公判大会,三个青年人中的两个被判死刑,一个无期。他们都很年轻,看上去都只有二十岁多一些。剃着光头,站在台上,一脸的无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属带来多么大的悲痛。他们在看了录像后,轮奸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女,然后跑到县百货公司仓库盗窃财物,当被守卫发现时,他们用刀砍死了值班人。
据说,在杀了人后,他们还跑到一家饭店里喝了一顿酒,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
邓一群觉得事情的可怕。
他希望自己的那些侄子能够学好,但是,在那个环境里,怎么能够得到保证呢?他不能不有所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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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很快就正式进入了工作。
他们做了分工,邓一群随苗得康去这个县最穷的一个乡,沟墩乡。
沟墩乡离邓一群的老家不远。邓一群想起来,他大学时谈过的那个对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沟墩乡的,具体那个地方的村名,叫作“二洼村”。
分工的当天,苗得康就领着邓一群去了。县里的领导提出要用车子送,苗得康却拒绝了。那些人看他一脸严肃,一个个也就不好再坚持。邓一群看在眼里,知道这老头正在犯马列主义严肃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着说,不必麻烦。心里却想:做做样子罢了,过不了几天,肯定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像他这样的干部,一定是做戏的老手了。初来乍到,这样是对的,不要一下来就产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着苗得康来到小车站,自己掏钱买票,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往那个乡里赶。车里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人视而不见。
往乡里的路很不好走,中巴开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着大风大浪的海里行进。俗话说:“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烂成这样,你就能想到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了。邓一群心里说: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会来。但是,既然来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现自己,怎么能赢得政治资本呢?退一万步讲,不论怎么说,他们的待遇肯定比乡里的干部要好,再与农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好歹也只是一年时间,说快也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乍到乡里,还是有种新鲜感、陌生感,还有对贫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子。说是镇子,其实那根本就不像是个镇,只是房子相对集中,有商店、邮所、税务所、派出所、粮站等等而已。也许,在当地人的眼里,它不仅是个镇,而且是个很不错的镇子呢。乡政府有一个小院子,院门外挂着木板牌子,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党委两块牌子,字迹都早已经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个大概。
对他们的到来,乡里已经知道了,并早就着手作了安排。乡里没有招待所,临时把食堂边上的一排房子腾出来,清扫干净,让他们住进去。一人一间,每间十多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齐,看来都是新洗过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脚盆、新毛巾。
邓一群这边和苗得康那边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间里多了一部新电话、一台新彩电和一只半旧的书橱。这就是厅级和处级的不同。邓一群想:走到哪里都会有身份的标志。电话和彩电明显是特意为了苗得康而准备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官?就是因为给你的待遇不一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我要消除这种差别,就要努力向上奋斗,扶贫结束以后要是一切顺利,他就能升到正处。正处是一个台阶。到了正处,未来的位置就是副厅。他还年轻,只要取得了正处,未来的副厅也并不是不可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他到隔壁,看到苗得康组长正在用热水洗脚。苗让他随便坐,他有聊天的欲望。于是,两人聊了一会,这中间邓一群对苗得康说了很多关心敬仰的话。那些话都是邓一群过去在县里一直没机会说的,这时单独的两人相处终于让他逮到了拍马的机会。苗听了好像并不反感,但也没有表现出喜欢。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苗问了邓一群的一些情况,个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这边的情况。邓一群一一向他说了。苗组长一边擦脚一边听,说自己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这样,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作了几十年,才能如今这样。
说到机械厅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龚厅长为首的那一班领导时,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说到刘副厅长时,他微微一笑,说:“刘志新是个机械行家,他能称得上是‘专家’。”
邓一群心里想:看来他对刘副厅长印象不错,就对他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过刘副厅长的照顾和赏识。
苗得康默默,好久,说:“专家当官是最要不得的。”
邓一群感觉他话语里有些叹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刘志新是否适合当官,但肯定比做一个所谓的专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专家过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着说话不知站着人的苦处啊。看到他洗好了脚,邓一群就忙着抢着要去给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轻,连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但邓一群还是把盆抢过来倒了。
凡事一定从小处做起,他在心里说。过去在厅里,有机会单独随龚厅长出差,洗脚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将来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帮苗得康倒完了水后,老苗对他格外亲热。他是内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老苗对他说:我们来了这里,一定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做点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邓一群说: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老苗有点语重心长地说:你年轻呢,这次扶贫对你是个很好的锻炼,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邓一群说: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却对邓一群说:你在这里看看电视吧。我是不怎么看电视的。邓一群赶紧说:不了,我也不怎么爱看。除了有球赛的时候,才看一看。老苗说:有什么球赛,你把它搬过去。邓一群笑笑,说:不用的。
邓一群一脚出了门槛,老苗说:听说乡里还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建议他们不要搞,有什么意义啊?明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邓一群说:当然。
[72]
沟墩乡地处偏僻,镇子边上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干旱的年景,运河浅得看上去像条小河,稍大点的船就能搁浅。发水的年景,这里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乡政府要了两辆自行车,和邓一群各骑一辆,沿着运河边,各个村子跑。
重新回到乡下,邓一群倒还是有种新鲜感,同时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来,全乡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庄的情况,是他们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村民都很穷,在向阳村的一户人家,他们看到,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个半是残废。女人是个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么病,细得像根芦秆,两个孩子都有点傻,最大那个十多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把那个黑黑的小xx巴露在外面,歪着头,斜眼看你,眼睛里白多黑少,瘆得很,而嘴里还不停地往下流着口水。而所谓的那半个,是男主人,神经正常,只是有点耳聋,地里的活还能干。那家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像这样的家庭,也还不算是那种最坏的,更有那精神病什么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残。看了让人心里格外难受。邓一群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农村有这么多的不幸家庭,也许同水土,同这里的医疗条件,同近亲繁殖有关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种穷得非常可怜的,就会从身上掏出点钱来,救济他们。那些人感激得热泪滚滚,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却连感激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给他们钱有什么用。他们是痴呆者。邓一群也跟着给,老苗倒劝他说不必这样,说:你我情况不一样,你要养家的。我是没有负担的。但邓一群还是坚持给,这是一种风度(或者说是一种风格、境界)。
全面调查结束了的那个晚上,邓一群在苗组长的房间里,两人感慨了很久。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恶劣,应该还是能想出脱贫致富的办法的,关键还是县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那些农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们并没有强烈的脱贫的想法,也许这几十年来,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了安于现状的想法,他们不去接触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心理反差。或许,他们对生活可能还有一种满足,有饭吃,也有衣穿,这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还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么他们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所以,一户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他们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
那些村子都还没有通电。通电对他们没有实在的意义。一个村里,往往连一台电视都没有。白天要是农田里有活,他们就会下田;要是没有活就靠在墙边晒太阳,在他们的身边往往还偎着一条狗。不晒太阳,就是在村里闲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里平静得很,间或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碰运气也能看到村民们打架,有夫妻对打,也有家族与家族之间。家族间的争斗还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晚上,村民们早早就会熄灯睡觉。一来省煤油,二来是无聊。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自然是睡不着的,于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样的事情是否会乏味,可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有点乐子的事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的法国梧桐。到处是林立的高楼。这些年来,陵州的变化是很大的,城市在一天天地变高。繁华的城市,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漂亮干净的人们。他们衣着整齐而时髦。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城市的人们是多么干净啊!
城市给他的感觉很好。全然不像在乡下。在那个沟墩乡,除了工作之外,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消遣的地方。很多时候,他或是陪着苗组长,或是一个人在晚饭后,在运河堤上散步。乡下很宁静。太阳把运河的水映得红红的,堤上那些柳树细长的柳枝在风里轻轻地摇摆着。鸭子还在河里觅食。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放着音乐或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街上的一些孩子在快乐地追逐、打闹。一些人在看着他。他能看得出目光里的敬羡。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些年轻的姑娘,其中有的长得很不错,让他小动了一下心思。美的东西总是让人喜欢的,他在心里说。随着太阳的渐渐西沉,他快乐的感觉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黯淡,等到太阳完全落下以后,他就要回到宿舍里去。宿舍里只有一台旧的黑白电视,是书记老焦叫人给他搞来的,但是搞来比没有还难受,因为那仅仅是个摆设,什么频道也看不清。即使如此,他也并不到苗得康那里去看。他不习惯看别人的东西。回到宿舍他就黑了灯睡觉。很多时候睡不着,他就想着自己的过去,想着在城里时候的生活。
到处是灯红酒绿。
回城里是来跑资金的。苗得康让乡里的书记焦作安陪他一起来,去农林厅、水利厅、财政厅要钱。为了节约路费,乡里拉了一车鱼,想到城里的集市上卖掉。车子进入市里,焦作安让邓一群赶紧回家,说有事明天再说。邓一群也就没有客气,直接打了辆车回家。一家人看到他非常高兴。他是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回来的。邓一群那时感觉还是回来好。家里有一种温暖。他看到了儿子,感觉都有点生疏了。儿子看到他,也的确有点怔怔的,好半天才恢复了对他的感觉。肖如玉看到他格外高兴,她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尽管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她对他有不少不满,但由于分别这么长时间,她也的确感到需要他。女人对男人是有依恋的。男人对女人有的却是渴望。这是男女的不同。下乡这么长时间,邓一群过的是一种非常枯燥的生活。
没有女人,没有性。邓一群必须同乡下的那些人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必须的。如果说他还和别的什么女性打过交道的话,那唯一的一位可能就是陈小青了。陈小青还在县委宣传部。作为一个女同志,这些年,她是一事无成。很多女同志都是如此。最大的成就就是生了一个孩子。当然,是女人都会生孩子。所以,这里面没有文化上造成的差别。她是听说他到县里扶贫后主动来找他的。对他的这次回来,陈小青显得非常高兴。她想不到他会这样出息。
他们见面是在一个晚上,在县委招待所里。扶贫小组开过碰头会后。他看到陈小青已经是妇人相了,眼角处有了明显的皱纹。她的脸比过去苍白,身材更瘦了。她是不该这个样子啊。见面的欢快之后,她说话间流露出对现实生活深深的不满。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在宣传部,她仍然是科里的一名普通干部。毫无疑问,她对宣传工作缺乏热情。丈夫对她不好。从她的谈话里,邓一群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个酒鬼。酒鬼也在机关里工作,但对家庭却一点也不上心。他的父亲过去是一位副县长,所以陈小青的父亲就布置了这门亲事。她的丈夫对她态度很粗暴、恶劣,发起脾气来还会动手。她对婚姻,真是失望透了。
她没有从那样的婚姻中受益,相反倒是个牺牲品。邓一群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受益者。事情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人不一样。邓一群巧妙地运用了关系。也许陈小青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当官。她从开始只想做一个平常普通的女人,或者是当个贤妻良母,但现实却没有让她如愿。她偏偏遇上了一个恶劣的丈夫。
人生无常。邓一群想。陈小青过去多么骄傲啊。他那时候真的很羡慕她。她的父亲去世了。她没有了台后,失去了靠山。她有个孩子,女孩,五岁了。邓一群很同情她,想想她竟是这样地可怜,但却又感到无法帮助她。她的难处不是他所能解决的。当然,她来找他也并没有想到马上让他办什么事。她只是想对他说一说这些年的生活,并且想听他说话。在她眼里,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是一个成功者。她内心里多少有些敬慕。
邓一群在那个晚上还没等儿子完全睡熟,就迫切地要求和肖如玉做爱。他想坏了。他三下五除二就脱去了衣服,肖如玉也配合地脱去自己的衣服。在陌生而新鲜的感觉中,邓一群再次品味到过去曾有的熟悉。
然后滚到一边,感到有一种满足后的淋漓。
这是一种甜蜜。
邓一群领着乡里的焦作安书记去要钱。
要钱不易。
邓一群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脸难看,事难办”。如果不是自己也是一名省级机关的干部,不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那难度还不知会有多大。邓一群简直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除了自己过去为了自己的工作,他还从来没有为公家的事情如此低下过。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因为他知道,做成了,这将来就是他的成绩。
回到城里的邓一群知道自己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到机关里,把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向领导们做一次汇报。每个厅长那里都跑了一遍,人事处、办公室也少不了。其他处室也都要走一走。他要让大家看到他下去其实是很辛苦的,而工作也绝对非常努力。科技处还是那个样子,但他感觉大家见了面,客套得更加虚假了。这就是离开的坏处。人只要一不经常在一起,就会变得很生分。看来下乡这件事,对他也是有得有失啊。他自觉原来他在机关里,人缘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同时也相信,将来的得,一定要大于失。他在政治上,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什么事情都要讲求回报,下乡当然再明显不过了。这其中的道理,谁都明白。由于他的下乡,机关里那些曾经想下乡的年轻干部,肯定心存忌妒。下乡,就意味着回来被提拔,谁肯放过一个被提拔成正处的机会呢?要知道,在机关里,副处和正处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能成为正处,将来就有希望成为副厅。对一个年轻人,这很重要。为了让他们消除忌妒,他就必须更加小心,千万不要流露一点骄傲的情绪。他这样告诫自己。回来后,能对他们讲的,就是下面工作如何难以开展,生活如何地辛苦。这当然完全是实情,同时他也做了必要的夸大。
在科技处,他能感觉到由于他的不在,事情有了点奇妙的变化。究竟怎样的变化,他也说不清楚。这可能只是他的一种第六感。反正同过去有点不一样。他感觉老潘的势头又有点上来了,而老言身体变得不太好了,不知得了什么病,萎萎的。他想老潘一定在凯觎那个处长的位置。而这个处长的位置,应该是他邓一群的。
他要保证在自己下乡的这一年时间里,老潘得不到那个位置。只有别人得不到,才有可能是自己的。在机关里,这是唯一可能的正处空缺了。
老言明年一定是会退的。
邓一群对那个处长的位置,不无担心。
回到机关里,没有人同他说机关里的情况,这是最不正常的。他需要了解自己不在的日子里,机关的每一点一滴的情况。机关无小事,哪怕一点小事,也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每一点微妙的变化,事实上都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但他们都把他当成了外人。
这种感受很可怕,使他的心里很不愉快。
所以,他在心里渴望早点结束一年的扶贫,迅速回到机关来,重新融入到机关的大熔炉中。机关,让他感觉实在,让他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同时,由于机关里存在着权力,存在着斗争,所以能够激发他的活力。
他把自己的担忧和想法对肖如玉讲了。但是,她不喜欢听他讲那些事。她喜欢的是他男人的本色,她要他首先是个丈夫,是个父亲。而她事实上看到的却是一个努力追求名利的人。他想:在她眼里,我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势利之徒。她一定想不通他怎么会变得这样。不理解,也是正常的。他在心里说。他把她对他的不理解看作是一种女人的狭隘。她怎么可能理解他呢?他们出身不同,境遇不同。她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里,感受到的也许更多的是当官的种种烦恼。她父亲的当官生涯是不成功的。骨子里,尽管她也不排斥做官,但她可能更看重当官的一些乐趣。官阶的大小并不重要。而自己不同,他要把当官作为一个追求,当成实现他人生追求的重要标志。她不知道,当官,对邓一群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有了官,也就有了一切,才能不枉他的努力,才能不枉他那个家庭对他的期待。只有做官,他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5]
农村生活让邓一群深深地体会到城市生活对他的重要,或者说权力的重要。
农民们的日子很艰难。
面对那些缺少文化有些甚至是愚昧的农民,乡里的工作很难做,计划生育、两上交、订报、乡政府办公补贴、公粮征收,等等。有时乡里和农民的矛盾到了严重对立的程度。邓一群不止一次听说,有个村的村民和乡里的干部打架,乡里最后去了派出所和联防队员若干,抓了好多人,关了一个月,矛盾最后还是没有解决。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村民的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不懂法律,也使得乡村干部越发地发挥自由。他们说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规则,有时甚至到了明显违法的程度。邓一群和苗得康在这个乡里的两个月,已经有很多村民找他们来告状。告乡党委书记焦作安和乡长夏广连,以及副乡长郑瑶。苗得康听了直皱眉头,邓一群也感到很揪心。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这样的现实,也是积重难返。
邓一群是清楚农民的。他就是从农村出来的,父母、哥兄姐妹都是农民,他们的浅薄和无知,自己深有体会。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很朴素。农民们只想过好日子。但是好日子的愿望却并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满足。除了能吃饱肚皮外,也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而他们这里依然如故。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倒是城里人生活得越来越好。虽然他们并不了解,城市里的工厂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下岗。
土地的魅力正在农民的眼中失去光彩。
阳光灿烂的日子,邓一群喜欢骑上自行车去各个村里转悠。骑车的时候,他可以忘掉各种不快、各种心理负担。下乡扶贫,让他重新回到了自然。天是那样地纯蓝,和城市的那种灰蒙蒙的天空完全不同。田野上一片葱绿。村道两边有很好的树木。他可以闻到泥土的那种清香。骑累了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和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聊天。那些人看到他很敬畏。他们都知道他是从省城来的大干部。他们一个个衣着破旧(自然干活的时候也不用穿整齐的衣服),上面沾满了泥浆。脸是粗糙的,被风吹日晒呈黑红色,且被刻上一道道劳累的沧桑皱纹。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他们的眼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望。谈到现实生活,他们总是有一种无奈,体现出一种生为农民的悲哀。也许他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的身上,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可以做一个城里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孩子根本就得不到好的教育,那种寄托的希望非常渺茫。
邓一群过去刚到城里的时候,有一阵非常厌恶农民。尽管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但他却并不喜欢他们。他有点瞧不起他们。从心理上,他觉得他们是劣等的。他的兄弟们也是如此。但是他现在知道,他们的状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就像很多年前,他在回乡的路上遇见过去的一个叫高中的同学。他记得那个叫高中的同学过去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但当了农民后身上的那点文化好像就消失掉了,看到他变得非常的委琐。
邓一群看到了一些年龄很大的农民,他们胡子花白,却依然在农田里干活。在城里,这样的年龄已经可以退休了。但他们没有抱怨。他们已经安于天命,对眼下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热爱劳动,也热爱过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邓一群想到父亲在世的时候,为了一寸土地,就可以和邻居大打出手,有时甚至不惜生命。土地不仅仅是粮食的母亲,它更是一种尊严。可现在,他们也不一样了,他们正对土地失去信心。
土地里的粮食是丰收的,但是丰收并没有增收。“多收三五斗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粮食越来越多,国家的仓库都堆满了。经济上到处吃紧,拿不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收购。大量的粮食换不来他们生活日用品和重要生产资料。
老一辈的人不再用古训教育年轻一代了,的确他们再也不能从土地本身看到希望。土地里不能刨出金子了。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很多人成了富余劳力。年轻一代正在变得游手好闲。老实一些的孩子,还在田里帮助父母生产;稍聪明一些的则想办法到城里去打工;聪明而不够本分的,就整天游荡。
邓一群在镇上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晃来晃去。在这个社会,他们是真正的行尸走肉,他们只知道今天,而不知道明天。或者说只有今天对他们才是有意义的,而明天对他们并没有实际意义。这些年轻人一般都只读到初中,有的甚至只是小学。农村的教育水平很有问题。邓一群深有体会,像他这样能够考上大学,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一个佼佼者。有时,他有理由这样自豪。那些年轻人一方面很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一方面又没有文化。在这个小镇上,他们以时髦青年自居。他们穿牛仔裤,烫发,戴太阳镜。他们经常整天泡在一个个体录像厅里,看香港产的武打片或带点色情的言情片。要不,就是到理发店里去泡妞。
那些理发店事实上跟过去刘正红在他老家那个乡里开的理发店一样,在理发的同时还偶尔出卖色情。这些游荡着的青年农民(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农民),每星期都要去一趟县城,捞点什么,维持现有的状况。他们的行为令派出所大伤脑筋,因为就性质来说,相当一部分还不够量刑。
也有出事的。
邓一群在到了沟墩乡的第二个月,县公安局来这里开过一个公判大会,三个青年人中的两个被判死刑,一个无期。他们都很年轻,看上去都只有二十岁多一些。剃着光头,站在台上,一脸的无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属带来多么大的悲痛。他们在看了录像后,轮奸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女,然后跑到县百货公司仓库盗窃财物,当被守卫发现时,他们用刀砍死了值班人。
据说,在杀了人后,他们还跑到一家饭店里喝了一顿酒,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
邓一群觉得事情的可怕。
他希望自己的那些侄子能够学好,但是,在那个环境里,怎么能够得到保证呢?他不能不有所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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